小马科斯会见到访的奥斯汀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近日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后说，“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在小马科斯作为总统首次访日期间，菲日签订了七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人道救灾协议。这项协议可能为日本自卫队进入菲律宾参与救灾及其他广泛的活动铺平道路。
访日前后，岸田文雄政府宣布将在2024年前，为菲律宾提供包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民间投资在内的6000亿日元（约46亿美元）经济援助，以帮助菲律宾在2025年前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
日方同时还将为马尼拉与临近城市的铁路项目提供约3770亿日元（约29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并承诺菲律宾的半导体和电子行业投资数十亿比索，为其创造多达1万多个就业岗位。
日方对菲律宾的慷慨援助显然意在抗衡正在加强与菲律宾经济伙伴关系的中国，以争夺对该国的影响力，并争取菲律宾政府在日方关切的国防和安全事务方面开展大胆合作。
实际上，国防和安全合作亦是菲方高度期待的领域。
小马科斯在启程赴日前表示，“我的日本之行极其重要，这属于更大的外交政策议程的一部分，旨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与本区域主要国家建立更紧密的政治联系、强化防务与安全合作，以及建立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
日菲救灾协议规定，日本自卫队将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军事训练和人道及救灾援助。该协议今后可能会扩大为两国防务合作协议，以实现两国可以互相派驻军队到对方领土开展活动，最终呈现形式将类似于日澳、日英《相互准入协定》。
这是一个在救灾名义下开启日菲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极其重要的开端。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军事联系和救灾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以期同美国形成三角安全体系。
对于小马科斯政府，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在小马科斯担任总统后，美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国务卿布林肯、副总统哈里斯及国防部长奥斯汀相继到访马尼拉。
美国内阁级高官如此频繁且接踵访问一个中型国家是极为罕见的，凸显了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日渐重要。
布林肯在去年8月访问菲律宾期间形容美菲关系“相当不寻常，因为它建立在友谊之上，形成与伙伴关系中，并因成为联盟这一事实而得到加强”，他在与小马科斯会见中讨论了以国防和安全合作为首的一系列问题，旨在加深两国联系，发挥菲律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为数不多的“条约盟国”之一，双方的国防和安全合作历史悠久，但只是在华盛顿对外战略转型为大国竞争并制定印太战略、更新国防战略后，才将菲律宾置于更加重要和关键的地位上。
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看，其北望台海，西连南海，位于美方正在重新提上日程的第一岛链战略的关键枢纽位置，军事意义极为重大。正因如此，拜登当局主动加强了对菲律宾的外交攻势，终于在奥斯汀上月底、本月初访问菲律宾期间形成了实质性成果：
美菲国防部2月2日发表声明说，根据2014年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可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将增加四个，使总数达到9个。据传扩大的军事基地分别在北望台海的吕宋岛和西向南海的巴拉望岛，美方预应布局台海、南海有事的意图十分明显。联系到美国军方高官不久前宣称台海短期内将有一战，可见美军方正在加强应对可能局势。
根据协议，菲方将允许美军进入这些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和建造设施。
小马科斯在会见奥斯汀时强调，菲美伙伴关系非常重要，菲律宾的未来及亚太地区需要美国的参与，而奥斯汀则描述菲律宾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并保证美国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帮助菲律宾。拉拢菲律宾的姿态溢于言表。
就像菲日关系一样，菲美在国防和安全领域互有所求。菲方希望在南海主权争议方面获得强有力的外国支持特别是军事支持，期望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而美日除了东海、南海、台海考量外，还有大国竞争、地缘政治等更广泛的需求。南海主权争端愈是激化和复杂化，愈是有利于美日在菲律宾的国防和安全部署。
美国正在大力推动印太战略，但在东亚-西太平洋缺少军事上的支撑，无论是北约的战略东移，还是澳英美同盟，都无法取代地区安全架构，并发挥与其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见美日正在致力于打造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其起步是双边和三边合作，并逐步朝着多边发展，美菲、菲日和美日菲三边军事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雏形——当然还包括美日韩三边合作。
菲律宾新政府显然比杜特尔特政府更公开和鲜明地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向美国靠拢，深化包括日本在内的重要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合作。
看上去，小马科斯对重要国家的访问，美国将是其“压轴戏”——美国重量级官员到访已做好了铺垫。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菲律宾并未像小马科斯竞选期间国际舆论所猜测的那样全面倒向美国，而是采取了跟杜特尔特类似的平衡策略，在经济上更多地求助于中国，在其年初对北京的访问中获得了巨额援助支持。这对于菲律宾经济发展目标——到2025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无疑至关重要。在过去多年，中方对菲律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小马科斯致力于在南海有争议水域加强与中方的协调，以期稳定地区局势，并管控冲突。在北京期间，在他的提议下，中菲有望将两国南海问题对话层级升为外交部长级别，并建立两国外交部相关司级机构直接沟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