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口述 刘慧琴 整理

　　日本侵略军一面侵略其他国家的领土，残暴杀戮，一面又在所谓“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派出一些中国通对知名人士采取怀柔政策。当时在侵略军报道部艺能班任班长的和久田幸助就是熟谙中文、会说广东话的中国通。

　　报道部的工作之一是管制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活动，甚至包括影剧人员的粮食和配给。我是属于怀柔政策所要笼络的对象，和久田幸助自然也曾和我打过交道。他当时曾对很多有名望的人士，提示过以下三个条件：

　　一、妥切保护该人的生命和财产。

　　二、尊重该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行。

　　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

　　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至于所谓的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我和有声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我和有声开始暗中设法联系有可能协助我们的朋友，设法避过日军的耳目，逃离香港，奔向大后方。

　　从1941年12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开始，在这种屈辱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家人生活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之间，家中较值钱的东西，不论大小，都让不请自来的日本人拿走。接着他们又提出了要求我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说只是拍拍风景片而已，毫无政治内容。我虽很谦让，但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做幌子，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全家都为这事焦急，有声说已到了该走的日子了。

　　那时，小儿子家荣也有一岁多了，即使要逃亡也好带一些。我们一面敷衍推宕，我推说又有了身孕，不便远行拍片，只能等分娩以后再说。一面在暗中做逃亡的积极准备。同时，为怕引起日军耳目的注意，向来很少上街的我，开始上街购物，全家一起出去上饭馆饮茶吃饭，探访朋友，也请朋友到家里来聚，这样分散监视我们的日军耳目的注意力。有声也设法通过秘密渠道和游击队联络，安排逃亡的路线和方法。

　　促使我们及时采取行动的却是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一天，和久田幸助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位日军参谋长想在晚宴上见我一面，会派车来接我。但车在油麻地的过海码头，经过日军岗哨时，被日军宪兵拦截，因我没有下车向日军鞠躬，遭到日军训斥羞辱，被在码头上罚站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