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个寻常的集市，我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我曾经的老战友，他此刻正蹲在一个馒头摊前，满头大汗地叫卖着自家的馒头。

我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想起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身上的全部积蓄——98元，悄悄地塞进了他的衣服里。

我出生于1957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我成长的地方是浙江一座滨海城市，那里有着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我的父母是中学教师。

1976年夏，我高中毕业。自知大学无望的我立志参军。

中秋节过后，天气逐渐转凉。就在我满怀期待的时候，当年的征兵通知终于下来了。我兴奋地拿着通知书跑回家中，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我顺利通过了初审、体检、政审和家访等环节的检验，最终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入伍通知书。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1976年12月2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上了新发的军装戴上了军帽和领章。在母亲的泪光以及父亲慈爱的眼神中，我登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历经近五个昼夜的颠簸，终于抵达了巍峨的大兴安岭。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军营的初体验并不如预想中那般顺利。自小生活在较为优渥的环境中，我缺乏锻炼，体质相对较弱，这导致我在新兵连的训练中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每一次的跑步、俯卧撑、攀爬等训练，我都难以跟上队伍的节奏，成绩也总是徘徊在班级的末尾，即使是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我也难以做到标准。

就在我心情低落之际，同室的战友李猛山察觉到了我的异常。他轻轻地走到我的床边，拍了拍我，低声说：“百顺，你是不是因为训练的事情感到心烦？别灰心，如果你愿意，从明天开始，我可以陪你一起加强体能训练，相信你一定能够赶上来的。”

李猛山来自农村，个子虽不高，但身体敦实，训练时总是充满热情，成绩也名列前茅。我对他一直有着不错的印象，此刻听到他这么说，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我坐起身来，看着李猛山真诚的眼神，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猛山，那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他笑了笑，摆摆手说：“百顺，我们是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就别客气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进步。”

那一刻，我紧紧握住了李猛山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猛山。”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猛山成了我的陪练。每当训练间隙或早晚空余时间，他都会陪我一起进行体能训练。他把自己摸索出的训练方法和窍门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并不断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在他的帮助下，我逐渐克服了畏难情绪，体能储备得到了快速提升，训练表现也越来越好，逐渐赶上了战友们的进度。

这段时间里，我与李猛山的相处也越来越融洽。我们一起经历了训练的苦与乐，一起分享了生活的点滴。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在结业考核中，我们双双发挥出色，荣获了优秀新兵称号。

随后，我们被分配到了通信连一排二班。班长对我们的加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融入了新的集体环境。尤其是李猛山，他凭借出色的表现，不到两个月就成为了班里的新训练标兵。

然而，随着在连队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开始表现出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好逸恶劳、集体荣誉感不强、作风散漫等。这些问题给班级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班长带兵严格，他连续几次在班务会上对我提出批评，指出我身上的问题并要求我改正。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在众人面前被批评很丢面子。在一次班务会上，我与班长发生了言语冲突，最终闹得双方都很尴尬。我郁闷地回到了宿舍。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李猛山找到我，拉着我一起走出了驻地。他提议让我出去放松一下心情，我便随他一起走出了军营。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城郊的田野边，眼前是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微风拂过，稻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在广袤无垠的麦田前，李猛山停下了脚步，目光深情地注视着那一片金黄的麦浪，然后缓缓地向我讲述起了他的故事。

李猛山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自幼便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在他8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留下了年幼的李猛山。自那以后，母亲便独自承担起抚养李猛山的重任。她一边在生产队里辛勤劳作，一边还要努力挣钱偿还父亲生病时欠下的债务。生活的重压让母亲的脸庞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孩子们未来的希望。

李猛山深知母亲的艰辛，中学毕业后，他本打算回到家乡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的重担。然而，母亲却罕见地对他发了火，坚决要求他继续学业。在母亲的坚持下，李猛山几经周折，最终走进了军营的大门。

听着李猛山的讲述，我深受震撼。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享受着父母的无私呵护，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从未想过，在遥远的农村，还有像李猛山这样的同龄人，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艰难，与我有着天壤之别。

李猛山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百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的父母、班长，包括你和我，都有自己的苦衷和困扰。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理解别人，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也是一种成长。你说对吗？”

李猛山的话让我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我深吸一口气，握着李猛山的手，真诚地说：“猛山，谢谢你。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回到驻地后，我找到了班长，诚恳地向他道歉。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下定决心要改正。在李猛山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很快克服了身上的毛病和不足，逐渐跟上了战友们的步伐。

1978年2月，李猛山因综合表现突出，接替班长，担任了新班长。他的晋升让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1979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连部值班，李猛山急匆匆地找到我。他告诉我，刚刚收到家里打来的紧急电报，母亲突然病重，需要他马上赶回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为他感到担忧和着急。但我尽力保持镇定，安慰他不要太过担心，也许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我知道李猛山回家需要用钱，于是我急忙赶回宿舍，把我身上的几十元钱全部拿出来塞给了他。李猛山没有拒绝我的好意，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便急匆匆地赶往了车站。我站在原地，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默默祈祷着一切都能平安顺利。

当我再次见到李猛山时，已是一个月有余的光景。眼前的他令我震惊，他的神情憔悴得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斗争，身形消瘦得仿佛风一吹就能倒下，双眼布满了血丝，与回家前的他判若两人。

李猛山告诉我，父亲的养育之恩比天高，与父亲的生命比起来，自己的前途显得微不足道。

我试图用各种话语来安慰李猛山，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语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无法替他分担那份沉重的压力，只能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给予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李猛山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决定——他要提前退伍。我极力劝他再考虑一下，但他坚决地摇了摇头，说这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回去。我深知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也理解他的决定。最终，连队领导在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对他表示了敬重和理解，同意了他的请求。

1979年8月，李猛山向着军营行了最后一个军礼，退伍返回了家乡。那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和几位战友一起送他到火车站。看着他那瘦削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站台上，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和唏嘘。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时常会想起李猛山，想象着他正在为父亲的治疗而奔波劳碌。我几次想提笔给他写信，但每次都放弃了。我觉得自己无法为他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又何必去打扰他呢？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一切都好。

1979年11月，我的提干命令下达，我担任了新一任排长。然而，我心中始终无法忘记李猛山那憔悴的身影和坚定的眼神。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1981年7月。我和几名战友驱车一千多公里，前往山西地区参加培训。在连续赶路近4个小时后，我们感到饥肠辘辘，决定找个地方吃饭。前行不远，公路旁出现了一个热闹的集镇，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

我们把车停好，走进集市寻找吃饭的地方。当我们走到集市中段时，突然之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我转过头去，一眼认出了李猛山。他站在路边，正微笑着与人交谈。他的身前摆放着一个竹筐，里面是雪白的馒头。

与在部队时相比，李猛山显得更瘦了。他的皮肤黝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但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我让战友们到前面等我一下，待李猛山面前没有人时，我走了过去。我轻声叫了他的名字：“猛山。”他听到有人叫他时愣了一下，然后看到了我。他的脸上露出了既惊讶又欣喜的表情：“百顺？怎么是你！”他迅速用毛巾擦了下手，主动握住我的手，并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向李猛山简单地讲述了我们路过此地的原委。他听后欣慰地点点头，调侃我在部队里混得不错。我询问他的近况如何，他告诉我退伍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他母亲的身体有了一些恢复，但医生说康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费用也很高。

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和支付医疗费，他没法外出打工，就在半年前跟人学了馒头的手艺，在生产队劳动之余，走街串巷，或者赶集进行售卖，以此贴补家用。

站在路边，回忆起在部队的往事都感慨万千。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时，一个顾客在摊位前停住了脚步，开始询问馒头的价格。趁李猛山分心之际，我迅速掏出我凑齐的98元钱，悄悄地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然后，我转身快步向战友们走去，不敢回头看他。

一分多钟后，我登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战友们发动了车辆，我们缓缓驶离。透过车窗，我看到李猛山刚从人群中挤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叠钱，焦急地试图追赶我们。但车辆的速度越来越快，他追了几步后便无奈地停住了脚步。我心里五味杂陈，默默地向他告别：“再见了，猛山，我的老战友。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

一个多月后，我返回了南方的驻地。打开房门，一封来自李猛山的信静静地躺在桌上。我拆开信封，除了几斤小米外，还有他亲笔写下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我的深深感激之情，并告诉我那笔钱他可能短时间内无法还清。我回信告诉他，我们是战友，也是兄弟，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有任何负担。

1988年6月，我调任山西地区某部营长。1990年3月的一天，我刚从团里开完会回到营部，门岗打电话告诉我大门口有人找我。当我疑惑地走到驻地大门口时，一个年轻的女孩迎面走来。她自我介绍说叫李梦花，是李猛山的妹妹，受哥哥委托专程来找我。

听到李猛山的名字，我惊喜交加。我连忙把李梦花请进营部，并急切地询问李猛山的近况。她告诉我，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李猛山一直在努力。他开过磨面坊、搞过服装批发，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诚信经营，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厂。现在他的服装厂规模不断扩大，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四百万元。

然而，正当我为李猛山感到欣慰时，李梦花却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猛山最近感到胃痛，经过检查是胃癌。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如刀绞。为什么生活要给他这么多磨难呢？于是我决定去探望他。

一周之后，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向上级请了假，赶往了李猛山所在的医院。当我见到他时，我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老伙计你受苦了。”他却乐观地笑着安慰我说，只是一个胃癌，早期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次也一样能挺过去。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李猛山最终因为治疗无效而去世，还不到60岁，听到这个消息，我默不作声，随后，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