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老婆多，算是一种本事。女人老公多，也算是一种本事。上官云珠还没到四十岁的年纪，就有过至少五个鱼水之欢的男人，那算大大的本事。要说她水性杨花也好，不守妇道也好，终归是道德上的问题，罪不当诛。相信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她何曾又晓得，有一天，道德问题会上升到政治定位？她怎么会想得到，一个已经与自己离婚八百年的男人，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一
1964年，上官云珠响应组织的号召，离开上海这座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体验农民生活。
她穿着一身大棉袄，裹成村姑模样，学着农民挑牛粪喂家猪打麦子。
想想她在旧社会，香槟汽车玫瑰小别墅，洋玩意儿从头武装到脚，样样精致样样尊贵，人人都奉她为上流演员，过着上流的小资情调生活，好不奢华惬意。
但如今，正是由于她过去的生活作风过于腐化，完全脱离群众，导致她无法演出贴近人民群众的电影作品，只有深入农村一线，亲身体验农活的劳苦，才能洗涤她身上那种小资情调的腐败气味。
从风头无两到一文不值，甚至需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上官云珠对自己演员地位的一落千丈，感到巨大落差。除非放弃演员这条道路，否则她需要比别人努力千百倍去重塑自己的形象。
偏偏上官云珠不放弃，也不抱怨。这次到农村劳动，她比任何人都积极，粗糙的农活将她长期养尊处优，身娇肉贵的身体摧残得不成人样，她冷不丁地吐了一大口血，晕倒在地，又爬起来继续干活。
干活再累，能吃饱吃好，做牛做马也无甚怨言了。但上官云珠的伙食被下了死规定“五不吃”：大米、白面、香油、肉、蛋，五样东西不能吃。
营养跟不上，体力超负荷，白天出工，晚上学习，一段时间连轴转下来，上官云珠开始出现体虚气短，剧烈咳嗽，晕倒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入眠的一个晚上，她照常熬到天亮准时起床出工，却因为一次习以为常的晕倒，没能自主苏醒过来。
1966年春节前夕，上官云珠被紧急送回上海华东医院。通过检查，确诊乳腺癌。
她才46岁，实在太年轻，又是实力俱佳的电影明星（尽管是旧社会的），上海电影局熟知她的领导，都怜惜这个人才，决定将她收入高知病房，为她安排最好的医生做手术。
住院不到一个星期，上官云珠的一侧乳房和胸大肌被全部切除。术后，她与同样身体遭罪的秦怡同住一个病房，她轻描淡写地打趣说：“看咱俩谁先回到银幕。”
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趁着医护帮忙办理出院手续的间隙，上官云珠拿着折子扇来到医院的后花园散步。初升的太阳是那样的和煦耀眼，以至于她一抬头去眺望那一簇晖光，就感到一阵炫目，接着又是一阵眩晕，直至“扑通”一声一头扎倒在地。
朦胧之中，呼救声渐近，她被人簇拥着往抢救室抬去。
噩耗始料不及，乳腺癌刚走，脑癌又来了。
大抵她还算走运，电影局的老朋友又请来了华山医院的专家给她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很成功，成功的意思是，小命捡回来了，但是字认不全了，话也说的不清不楚，恢复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上官云珠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即使身体经过了两次重大手术，心里还做着当演员的春秋大梦。
照顾她的大姐，买来“看图识字”的小卡片来帮助她恢复记忆，上官云珠比幼儿园还幼儿，每天重复着最基础的康复训练，一次，她望着报纸上的一张大幅照片愣出神，久久地凝视着、端详着，突然声音嘶哑地喊出“毛——主——席”三个字。大姐惊诧道：“你认得这是毛主席！？”上官云珠点点头，热泪已经充盈了整个眼眶。
即使脑部手术给记忆带来重大灾难，上官云珠依然忘不了1956年1月，在中苏友好大厦，那一栋顶端镶嵌着红色发光五角星的斯大林式建筑，她第一次见到了来上海的毛主席。当天晚上回家，她撕下当日的日历，激动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
此后，她一共受到了毛主席7次的接见，平心而论，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块免死金牌，又或者是极具神威的护身符，如果上官云珠足够天真的话。
二
上官云珠一天天盼望着回到电影厂，如果她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就不会这样想了。实质上她待在医院接收信息极其封闭，因为刚做完手术大脑弱不可堪，负责她的医疗团队主张对她隐瞒外界的一切消息，避免对她造成任何大喜大悲的刺激。
上官云珠对外面发生的事，通常只能透过来探望她的老友得知。
著名演员赵丹提着水果刚坐下不久，就被上官云珠逼问电影厂的许多同事都在忙些什么？
赵丹眼神闪躲，含糊说：“上官，这势头不对啊，怕是要折腾了。”他见上官云珠神志清醒，显然恢复得不错，心下一阵欢喜，又一阵不详，拍了拍她的手背说：“上官，还是待在医院好，你不要好得太快了。”
这番话，听得上官云珠云里雾里，目光送别赵丹离开，才倍感忧心忡忡。
在华东医院，上官云珠一直在高知病房被当做特别病号接受特别护理，忽地一夜，她的待遇全被回收了。
医院不顾她身体还没恢复，硬将她赶出了病房，赶到了医院大门口。
她目光呆滞地干坐在台阶上，空洞地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新长出来的头发凌乱不堪，远处的大字报刺眼而醒目，医院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报着各式各样的十大罪状。她奋力思索，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才如斯下场。
显然莫名其妙，她一直在医院躺着，并没有犯任何错误。
来接她的是她最后一任丈夫贺路，亏他这时候依旧对上官云珠不离不弃。和他在一起，上官云珠可是付出了代价的，她被诟病婚姻生活不检点，遭到禁演五年。相比于她自己在第四任丈夫程述尧受到贪污诬陷时选择离婚，贺路起码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人。
风刮得厉害，贺路没有立刻将上官云珠带回家，而是陪她在医院门口枯坐着，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字报会被黑夜吞噬，眼不见为净，上官云珠在这时回家心里会好受一些，毕竟家里的环境比医院更难受。
《早春二月》《血碑》《舞台姐妹》这三部以20年代到40年代为背景的电影作品，本是感人至深的故事，却因为被朱笔一点，大变毒草，追究起来，那么多演员，株连甚广，而领衔主演的上官云珠，今日继续用生命演绎着影片中的故事，只不过多了几分血淋淋的写实。
回到家没待上几天，她就被请到了厂里喝大碗茶。一进厂子大门，她才发现许多老朋友早就来了，黄宗英、王丹凤、白穆，规规矩矩站一块，神情灰暗，见到她也不打招呼。
上官云珠迟疑地瞧了他们一眼，后边的人便对她用力推搡。在空气不流通的单间审讯室，他们盘算着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刁钻问题。“你先后嫁过几个有钱丈夫？”“在旧社会，你那个姓张的大老板（第一任丈夫），是怎么将你捧红的？”“你的另一个丈夫姚克，现在跑到国外去了，你跟他私底下还存在什么联系？”
揭人私生活是最为人所不齿的事情，何况拿来诽谤？上官云珠气得发疯，忍无可忍来了一句：“没有！全是无中生有！”话音刚落，脸一边就感受到了火辣辣的炙热。
问了几天，问不出什么，上官云珠就被放回去了。放回那个一无所有的家，她的所有服饰、照片、书籍、日用化妆品，不是被抄没了就是被付之一炬。起初贺路害怕得将门死死关着，但门一关，来的人吃了闭门羹就恼怒砸门，每砸一次门，上官云珠就心惊肉跳一次。
后来，贺路害怕大门被砸坏了，就干脆不关门了。门既不关，人家也是讲点正常人逻辑的，也就不再砸门了，不砸门便听不见砸门声，上官云珠也不用受到惊吓了。只是大门一天到晚敞开着，谁喜欢都可以进来，发现是上官云珠的家，还可以上楼去踹她几脚，她就那样蜷缩着，瑟瑟发抖，任由别人的拳脚相加。
三
击垮一个女人的，往往不是天大的困难，而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块肉。
自从和姚克离婚后，他们的女儿姚姚一直跟在上官云珠身边，她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姚姚嫁给了程述尧，再次离婚后，尽管姚姚已经和继父程述尧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上官云珠依然要把姚姚留在身边。足以见得，姚姚对于她来说，是那么重要。她对姚姚的掌控，又是那样的严丝合缝。
据她的小儿子灯灯回忆说，母亲对姐姐管教极其严格，曾亲眼目睹姐姐因为一件小事惹她不开心，就被妈妈打了一个耳光。而上官云珠对姚姚的心力投注，又是那样的呕心沥血，从小就给她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在班上，打扮得一身洋气的姚姚总是与其他穷酸气的同学格格不入。
这使得风潮来临时，姚姚最终不得不向组织坦白，她那一双锃亮的皮鞋，是母亲用来腐蚀她的。
而眼下，上官云珠就在建国路那一幢小楼里惊吓着，呻吟着，被侮辱着，这一头，她最亲最爱的女儿，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漠不关心，转身跑去电影厂，亲手贴了她一张大字报，宣布与母亲上官云珠划清界限，从此再也不回那个家里去。
上官云珠获悉后，曾质问过女儿：“是别人逼你这么做的，还是出自内心？”之所以抱有这样欣慰的怀疑，是因为她的背景给了女儿一个不好的出身，她的罪从何而来，女儿的苦就从何而来。她理解女儿这样做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明哲保身，如果是这样，一切都是情理之中情有可原的。
但当她这样质问时，姚姚却干掉眼泪，一句话也没解释。
图 | 上官与女儿姚姚
姚姚在音乐学院的同学贺元元说：“我爸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谁的压力比我大，我就没和我爸划清界限。”
她的同学张小小也说：“打死我也不会和我爸爸划清界限的，因为我爸爸是很好的爸爸，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也不可能伤害他。”
姚姚既不是压力最大的那一个，却做了同学贺元元和张小小所望尘不及的事儿，是否也说明，上官云珠这位妈妈，不值得她把前途交代上为之辩护？而且据张小小说，姚姚贴母亲的大字报，很有可能是她自己主动要求进步，因为如果有人逼迫，她应该贴得大摇大摆，人尽皆知才是，然而最后，张小小却对此并不知情。
心如刀割的上官云珠安慰自己相信女儿的举动绝非什么大逆不道，她丝毫不敢承认，这会是姚姚对她一直以来的惧怕演变成报复，继而借此机会夹带私仇。她不敢往这么坏的方向去想，一旦想歪，将是万劫不复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她有时候怪自己太过于追求进步，常常将积极要求进步挂在嘴边，当做自己的口头禅，在家里开口闭口半句不离进步，以至于姚姚有样学样，现今女儿的进步，都踩到她头上来了。
1967年，姚姚在海外的亲生父亲姚克让上官云珠倒了大霉。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婚姻，让上官云珠背上了“姚克前妻”和“个人生活作风糜烂”的骂名。
而讽刺的是，早在1956年夏天，上官云珠唯一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到捷克参加电影界时，姚克曾到她下榻的酒店偷偷与她会面，希望她脱队留下来，遭到上官云珠的严词拒绝。紧接着姚克又很有先见之明地恳求上官云珠能把姚姚接出来，但都被一概拒绝。
他们强调的斗争旷日持久，他们要求的交代无穷无尽，他们揪斗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折腾的闹剧永无休止，上官云珠常常念叨：“事在人为，凡事事在人为”。好似她努力着，挣扎着，向上着，就能洗刷什么，改变什么似的。却不知正因她太过于笃定“事在人为”，才饱尝了事在人为的悲哀。
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再也交代不出什么了，掏空了大脑，掏空了身子，掏空了灵魂，剩下这一副苟延残喘的躯壳，唯有自绝于纵身一跃，才能用圣洁的鲜血谱写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交代材料。
听说，她掉进歇脚菜农的菜筐里，那会儿早得很，天还没亮，小菜场还没开门，她重重一摔还能张嘴说话。菜农将她清了出来，望着一筐满带血水的青菜嗟叹可惜，只好拿冲垃圾的橡皮水龙头喷一遍过水，天一亮，又不动声色地吆喝着，把这些冲洗干净的青菜卖给那天来买青菜的人。
没人过问什么，因为那里好像从没发生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