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的军事行动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让全世界人民同情巴勒斯坦居民。

但是，在历史上，巴勒斯坦人民曾经有机会彻底改变现在的状况，我国领导人还曾多次劝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会，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

但是由于阿拉法特坚持错误选择，这些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与巴勒斯坦人民擦肩而过。

阿拉法特曾经做出的错误选择都有哪些？我国领导人都劝了阿拉法特什么内容？

巴以冲突的由来

19世纪末，犹太人掀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大批犹太人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地区，与当地的原住民发生武装冲突。

为什么犹太人要选中巴勒斯坦地区呢？因为宗教和历史！

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着的耶路撒冷被犹太教徒奉为圣地，古代的犹太人也曾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在犹太教的经典中，耶路撒冷是“流着奶与蜜的上帝应许之地”。

二战时期，因为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犹太人纷纷逃出欧洲，一小部分人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而绝大部分人继续涌入巴勒斯坦地区。

事实上，数千年前以色列人就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体民族了，等到他们重返以色列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体民族已经成为了阿拉伯民族，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也成了伊斯兰教，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可是处处受排挤，想要建国更是难如登天。

但是，由于有美英两大域外强国的干预，再加上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受害者”形象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最终巴勒斯坦地区被国际决议一分为二，分别用来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

但是，这个方案却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

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认为，本来他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暂时收容犹太难民，怎么转眼间他们就要从自己手中拿走差不多一半的土地，反客为主了？

以色列民众则认为巴勒斯坦地区是上帝承诺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唯一“选民”，巴勒斯坦原住民都是上帝的“弃民”，所以他们要完全夺过巴勒斯坦原住民手中剩余的土地。

于是，围绕着土地争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开始频繁爆发冲突。双方在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五次发生战争，期间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巴以冲突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国际问题。

在冲突的过程中，巴勒斯坦民众的同仇敌忾心理和斗志不断被激发出来，1964年5月，巴勒斯坦第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在耶路撒冷召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次会议之后正式成立。

而同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阿拉法特逐渐脱颖而出，在1969年成为了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开始成为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者。

阿拉法特错过窗口期，没能及时建国

阿拉法特在领导巴解组织期间，曾经多次访问我国，和我国许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都很不错。

当时我们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离出来不久，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也一直想为巴勒斯坦的民众们撑起一把伞，指明一条出路。

孔子曾经说过：名义不正当，道理就讲不通；道理讲不通，事情就办不成。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名正言顺”。

实际上，当时许多和巴勒斯坦交好的国家都遇到了在和巴勒斯坦交往的过程中不知道应该保持一种什么身份的窘境，而且巴勒斯坦没有建国，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不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因此在阿拉法特访华的时候，周总理就向阿拉法特提出过这个问题：“对于以色列不能太过激进，应该要先组织建立起巴勒斯坦的国家，拥有了合法正当的权力之后再去处理其他的事务。”这对当时的阿拉法特可谓是金玉良言了。

但是当时的阿拉法特正在忙于和以色列死磕，根本没有听进去周总理的劝告，也错过了巴勒斯坦最完美的一次建国机会。

当时的的国际形势对巴勒斯坦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巴解组织的抵抗运动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不只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几乎全部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独立，更有不少国家像中国一样用实际行动支持和援助巴解组织的行动。

其次，当时犹太人在美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影响力毕竟没有大到像今天的地步，尤其在巴以问题上，美国的犹太人和盎克鲁-撒克逊人的利益并不一致，对于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美国并没有多大兴趣。

其三，就是美国的犹太人就算想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此时也是分身乏术。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更本无力介入其他地区局势，所以此时的巴勒斯坦要想建国，可谓是全无掣肘。

但是，这个空窗期转瞬即逝。

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建国，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成立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而美国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提案上使用了一票否决权。

此后美国每次遇见巴勒斯坦建国的提案都是投一票否决，一直持续到如今。

不只是美国，就连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再支持巴解组织了，巴勒斯坦的邻国们甚至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这件事上表现得更为积极。

这是为什么呢？

阿拉法特滥用暴力，让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

我们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劝告过当时已经成为巴勒斯坦眼总统的阿拉法特：治理国家要仁慈，太过强硬的手段，对国家的发展不利。

但是阿拉法特坚持我行我素，对中国领导人的好言相劝充耳不闻。

事实上，阿拉法特一直对以色列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从未放弃过使用最激烈的暴力手段。

1972年的奥运会，被认为是一次真正代表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世界和平的盛会，因为这次的奥运会将在西德举办，而以色列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许多人认为这次盛会代表了德国人与犹太人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

但是，8名来自巴勒斯坦的“不速之客”成为了这次盛会的阴影。他们潜入西德的奥运村，挟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对外开出条件，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在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就毫不犹豫扣动扳机，枪杀了这11名运动员。

这8个恐怖分子也没能幸免于难，5人被击毙，3人被捕。

这就是国际上著名的慕尼黑惨案。

此事一出，国际哗然，巴勒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但是，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这一年的10月29日，巴解组织的成员挟持了一架从以色列起飞的民航飞机，倒霉的西德又被卷进这场风波之中，因为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正是西德境内的法兰克福。

这些巴解组织成成员的要求很简单：用一架飞机和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换在慕尼黑惨案中被捕的三名恐怖分子。

从此以后，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彻底变成了“恐怖之国”，在他们的感觉中，巴勒斯坦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全都是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更是“恐怖之王”。

也就是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开始不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其中甚至包括相当多的阿拉伯国家。

其实，在1964年，周总理就看出了阿拉法特的危险倾向，认真劝告他“这种方式伤及无辜，对长期斗争有害无益”，应该停止恐怖主义活动。

但是，阿拉法特非但没有悔改，反而还在流亡期间把恐怖行动带到了别国土地上。

1967年，巴解组织被以色列军队打得四分五裂，40多万人口惶恐无依，邻国约旦主动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收留了他们，为此不惜得罪以色列。

但是阿拉法特对这份恩情非但没有知恩图报，还把恐怖活动带进了约旦，让约旦在国际上的名声受损。

在托庇于另外一个邻国黎巴嫩期间，阿拉法特不仅故技重施，还在黎巴嫩境内大肆屠杀基督教徒，给黎巴嫩带去了战火与灾难。

就是这样，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恐怖之国”，别说是和他敌对的一些国家，就算是原先坚定站在巴勒斯坦一边的许多国家，也对巴勒斯坦产生了恐惧，然后敬而远之。

结语

中国有句古训说：上天赐予的机会，若不加以利用，必然会遭受惩罚。

《孟子》中说：能施行仁义、道义的人，就会得到多数人的帮助；违背仁义、道义的人，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

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不可否认，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正是他在建国等大事上的重大决策的失误，才导致了巴勒斯坦的人民至今仍饱受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