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有关高考谁最牛的争辩一刻也没有停息。“全国如果一张卷，满朝文武皆中原”，全国高考第一大省河南省发出了宇宙最强音，矛头直指高考公平。仅有一所211大学的河南百万学子，都泪汪汪地把目光投向了名校扎堆的帝都北京。
毋庸置疑，北京坐拥8所985高校和26所211高校，北京学子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占尽。但也有很多人说北京学子的父辈们，当初都是各个省的考霸，都是人中龙凤。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优势的北京考二代们，他们会考不过河南学子吗？
众所周知，现在的高考并不是全国一张卷，共分为7套，分别是全国甲卷和乙卷、新课标一卷和二卷、以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的自主命题试卷。并且每套试卷也不是统一排名录取，都是分省录取的。因此，按照目前的高考制度，还不能看出各省高考谁更厉害。
其实高考公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一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科举制度。
自古以来，官员的任用和人才的选拔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
在先秦时期，统治集团使用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袭制。当然也有以“乡举里选”的方式，由“乡老”举荐一些本乡土的贤士，补充到统治集团，但这样的比例是很小的。
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袭制被严重破坏。反而通过举荐，然后又通过政绩晋升官职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
到了汉朝，为了选拔人才，实行了举孝廉和举秀才，遴选了一大批英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按出身、品德等举荐贤才。但后来士族势力逐渐强大，考核标准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阶层日益固化，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
隋朝建立后，为了打破阶层固化，扩大统治基础，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而举人的方式选拔官吏，科举制度正式建立。
唐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唐朝科举不分世庶，采取自愿原则向全社会开放，因此吸收了不少平民寒士进入政权。唐代科举考察科目也比较全面，除了考察儒家经典、时务策问等以外，后来还加强了对诗赋等文学功夫的考察。因此，唐代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既能治国，又极具文学才华。
宋代进一步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平均每年录取进士的人数是唐朝的十几倍，因此吸引了整个知识阶层参与其中。科举制度的实施优化了下层阶级的上升通道，让他们不再铤而走险，反而为了功名一直考到白头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宋代科举也有不足之处。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目的是为了加强统一思想，实际上直接开启了明清八股文的先河。
元代科举考试中断了八十多年，一直到1314年才恢复。元朝科举极具民族歧视，蒙古和色目人列为右榜，汉人和南人列为左榜，各榜都是50人。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数量过于稀少，并且试题难度很低，考试也少考一场，因此元代科举的左右榜非常不公平。
到了明朝，围绕科举公平，一再闹出政治风波，由此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事件横空出世。
1397年，三年一度的会试即将拉开帷幕。三月，终于放榜了，结果炸榜了。原来，人们发现杏榜上录取的51名皆为南方人，所以历史上把这次春榜称为南榜。
北方学子全军覆没，他们当然心中不服，纷纷群聚在酒馆、茶楼和客栈，指责取仕不公。有的甚至愤怒地上前撕掉皇榜，到礼部门口击鼓鸣冤。北方学子联名上书，举报主考官偏私南方，认为朝廷搞地域歧视。糟糕的事态不断扩大，严重威胁到了朝廷的权威。朱元璋大怒，决定彻查此事。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以便增录北方人入仕。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最终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调查小组表示，北方学子落榜，主要是他们水平太次了，因为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往往文理不佳，并有犯禁之语。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无法接受调查结果，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甚至有人上告说主考刘三吾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
朱元璋终于忍不住了，五月突然下诏，把主考刘三吾发配到西北，张信凌迟处死，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六月，朱元璋亲自过问，又重新录取了61个北方人，故又称北榜。自此，这场史称“ 南北榜之争”的明初科场大案结案，也为大明王朝此后的科举改革定下了基调。
通过南北榜案件，我们发现明朝初年的科举，南方学子们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北方人尚武，性情粗犷豁达，而南方人尚文，心思缜密，工于文辞。所以在历史上，北方多将，而南方多相，性情上的差异让南方人在科举上占尽优势。
另外，自从晋室南迁、衣冠南渡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后来又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役，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从而让南方学而优则仕的氛围明显比北方更浓。
这个很好理解，三国时期的名士如荀彧、荀攸、郭嘉、陈群、钟繇、徐庶等人都是颍川人，颍川郡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除了上述河南籍名士，司马懿也是河南人。如果再往前面推，老子、墨子、韩非子、商鞅、李斯、张良、陈平等等都是河南人。以前河南才子为何这么多，还不是因为当时河南是天下中心，得中原者得天下。
等到蒙古人占据天下的时候，北方是元朝统治的重心。在蒙古人的野蛮统治下，北方不仅民不聊生，文化也遭到了极大破坏，一直到明朝初年也没能恢复。
据统计，明朝洪武26年，河南人口仅仅280万，而同时期江西人口726万，浙江人口995万，苏南人口632万。饱受摧残的北方各省，在科举上不如南方也很正常。
建文帝之后，永乐帝迁都北京，明代的政治中心已经转向北方，但此时的科举进士南北分布问题仍与洪武时期一样，南多而北少。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共录取进士2792人，其中南方籍贯2228人，南方进士占据总人数的80%。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士子在科举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如果不改变，将会加深南北割裂，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大明统治者为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想办法进行政治平衡。
明仁宗时期，大臣杨士奇说：“科举须兼取南北士。”因为自古以来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大多出自北方，而南方人多浮华，他设计的方案就是分“南北卷”录取士子。
明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洪熙元年（1425 年），明宣宗继位，又开始实行分南、北、中三地定额取士。其中增加了一个“中卷”，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包括明太祖老家凤阳一带的几个府一并纳入中卷，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 。
明朝初年举人数量是没有定额的，当时刚经过元末战乱，人才凋零，不限定数量才能更加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而到永乐以后，天下承平日久，国家已经不缺人才了，各地开始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
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额数80人；北京国子监和北直隶额数80人；江西50人，浙江45人；福建45人；湖广40人；广东40人；河南35人；四川35人；陕西、山西、山东各30人；广西20人；云南、交趾（越南）各10人，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
到了清代，虽然中间也有变化，但基本上沿用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但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会试时，南卷中广东举子竟然没有一人考中。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康熙帝颁布上谕，规定根据省份大小和人数多寡，直接把会试名额分配给各省。至此，分省取士成为定制，且一直沿用至清末废除科举。
这是清政府对会试中额分配的一大改革，在保证公平取士、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兼顾了各省的利益，也体现了对文化落后地区的扶植和政策倾斜，对边远省份是大有益处的。
下面，我们重新回到刚开始的话题：河南和北京的考生，到底谁最牛？北京的考生认为自己占尽帝都的好处，肯定自己最牛。而河南的考生认为你们养尊处优惯了，综合素质虽然较高，但缺乏吃苦耐劳的拼劲。看看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就知道了，除了山东省，全国还有哪个省上岸人数能超过河南籍学子？要知道，考研可是全国统一的。
高考地域之争实际上就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很难比出高低。高考“分省录取”原则是千百年来各方势力相互博弈和平衡的结果，在没有更好的高考制度出现以前，它就是最好的制度。高考没有绝对公平，只有相对公平。
从这个角度说，不管是河南的考生们，北京的考生们，还是江苏的考生们，你们之间也不要比较了，你们还是拼命去卷本省的考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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