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朝：挨揍后开始学英语

康熙朝，俄国在北京驻使团，派留学生在清朝学汉语，并教中国人俄语。

此时，英美列强远在广州，不能进入内地。

清朝重陆防不重海防，自然不重视英美国家，也不学其语言。

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当地懂英语者翻译从澳门得到的外国材料，开始“开眼看世界”。

由于缺乏外语人才，更造成中英之间一桩公案，间接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

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广州地方官员咬定条约文字上开放的是“港口”，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能进城。

英方则认为，所谓“口岸”（port），并不只限于港口设施，开放的范围应包括广州城在内。

双方争执不下，围绕入城问题争执良久，直到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

包令是英国著名自由派政治家，主张宪政、民权。但理想主义者包令到了远东，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只能诉诸炮舰。最终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

之后英国在《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自今以后， 遇到有文辞辩论之处，以英文作为正义，并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

清朝惨败中终于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英语教育的鼻祖穆炳元，本是清军水手出身。

鸦片战争定海之战中被俘，后向英国水手学习英语，成为翻译。

穆炳元

之后他在上海经商，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上海头号外贸巨商。穆炳元挣钱之余，还广收学徒教授英语，学生中有后来的美商大买办王筱亭。

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人才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 Burdon）担任首任总教习，英文馆也成为其中的第一个外语系。

京师同文馆

英语受到重视，因英国当时为世界第一强国，并两次痛击清朝。

除同文馆外，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一批新式学校，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

这些学校都选英语为主要或第一外语课，大量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同文馆等主要是官办精英教育，民间学习则以外国教会学校为主。

教会学校老照片

清末， 教会学校逐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课堂上，不仅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中国教师也用英文授课。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大量近代知名的中西学人文社科学者。

2、民国期间的英语教育

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开始自发将英语教育推向基层。

民国初期教育体制“壬戌学制”规定：

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小学三年级开设外语（英语和日语），每周三课时；

中学外语为必修课，每周六至九课时；

大学预科必修外语（英语），并可兼修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

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的一段时期内，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分量中均居首位，通常与国文并列，甚至超过国文。

1913 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指出英语教育应当包括“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念”、“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11 门课程。

足见其对专业英语教育教学的重视。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破坏，英语教育一度从必修变成选修，但重要性依然不减。

许多中学英语教学时数往往占到总学时的15%—20%，每周少则四节，多则五六节，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

许多县立中学的英语课程均由曾经留洋的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有学士学位。

在大学阶段，英语更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为许多课程都是留洋或外国教授直接讲授，教材是全英文的。

尽管当时没有电子词典、电视电脑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外教水平普遍很高，中国籍老师中很多有显赫的英语留学教育背景，所以很多学生英语功底扎实，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民国时期英语教育，一大特色是众多名人直接参与，包括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辜鸿铭、钱钟书等。

上图左起 林语堂、辜鸿铭      下图左起 朱光潜、梁实秋

林语堂更是直接编撰了《开明初中英语读本》，朱光潜和梁实秋编写了大学英语教材。

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的名人在民国时期都曾是英语老师。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的西南联大，大一英文课是全校必修课，课本中收录了众多文化和教育大家的作品，其语言难度远超今日之四六级考试。

西南联大老照片

正是这种优秀的英文课本，给学生打下深厚的语言和人文基础，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许渊冲、邓稼先、钱学森等一批卓越人才。

3、英语教育的衰落与重新兴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中苏交好，中美断交，英语教育一度被改为俄语教育。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学习英语更成为不爱国的表现，英语从学校消失。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高中俄语。

俄语老课本

直到1956年中苏交恶，英语才重回课堂，并于1964年后，重新被定为第一外语。

建国后的英语教育发展，详见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