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创作，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立案庭监制，靳东、成毅、蔡文静领衔主演的法治题材电视剧《底线》于9月19日晚登陆湖南卫视，并在芒果TV、爱奇艺全网首播。
（图片来自豆瓣）首播当晚，《底线》便拿下了省级卫视收视率第一，且热度一路飙升，持续拿下爱奇艺飙升榜第一以及猫眼电视剧热度榜第一的桂冠。据悉，《底线》共有40个案件，以“大案套小案”的形式呈现，而十个“大案”中，不乏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情形，其中就包括长期受到广泛关注的“江歌案”（在剧集中对应第14集的“被闺蜜男友杀害案”）。剧集播出后，相关单元对“江歌案”的改编引发热议，话题“底线拍了江歌案”迅速登上热搜第一。
（图片来自网络）其中，诸多网友对《底线》影视改编“江歌案”是否取得了当事人的授权表示关注，认为取材自真实案件的改编剧集会对当事人亲属造成二次伤害，存在侵权风险。
（图片截取自新浪微博）那么，影视改编真人真事是否必须取得原型授权？制片方基于真人真事进行再创作的安全“底线”又在何处？1改编真人真事是否必须取得原型授权？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原型人物拥有哪些相关权利。一般而言，基于真人真事进行的再创作行为可能涉及到原型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侵犯名誉权的表现是捏造虚假事实，损害当事人对外形象，造成社会评价降低；而侵犯隐私权是违背当事人意志，将其私事和信息公之于众。但是，影视改编对于原型人物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的侵犯并非必然发生的事实。实践中，绝大部分类似案例中原告要求认定侵犯名誉权的诉讼请求最终都被法院驳回，也即法院并未认可电影中的虚构情节构成对原型人物名誉的侵犯。原因在于，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虚构很难构成侵权。另一方面，许多当事人甚至根本不会用隐私权为诉由起诉，因为隐私一般都是当事人不愿为人知的秘密，一旦付诸诉讼就会公之于众，很容易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息事宁人。换句话说，只要影视作品对真人真事情节的改编在合理限度之内，不存在侮辱或诋毁等侵犯名誉权的情节，且并不体现原型的隐私或肖像，则不至于构成对原型人物人身权的侵犯。因此，就人身权而言，似乎并不存在“必须”取得授权一说。下一个问题是，原型人物对于其在真实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本身，是否享有某种权利，以至于影视改编必须事先取得其授权？在“脑瘫拳击手”一案中，原型人物汪强就认为自己对于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享有著作权，将未获授权改编其故事的影视公司和导演告上了法庭。
（图片来自网络）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真人真事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类的文化创造无关，不构成作品，因此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为事实无法被垄断，在不侵犯人身权的前提下，理论上任何人都有权去独立改编真人真事，无需取得授权。湖南“操场埋尸案”改编电影《操场》的制片方律师在回应争议时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如果（操场埋尸案）由一位记者进行深度采访或跟踪报道，那么这个著作权的享有者是记者；如果多家媒体进行了集中采访、持续跟踪、集体报道，那它不是某一个记者个人的专项的著作权，当然不存在授权问题。《著作权法》对此有明确规定，来源于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件，不作为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图片来自豆瓣）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原型人物将其亲身经历讲述为口述作品，则其对该口述作品享有著作权，影视改编可能构成对其口述作品的侵权。同理，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剧本或影视剧，构成文字及影视作品，是存在著作权的。像陈可辛的《李娜》必须取得授权，因为改编自李娜的自传《独自上场》；而《中国合伙人》即便因为改编程度过大而遭到徐小平的吐槽，但他仍需要取得徐小平的授权，因为原始剧本是徐小平本人写的。2“不侵权”≠真人真事改编的安全“底线”既然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注意避开侵犯原型人物人身权的坑，而真人真事又不一定存在著作权的话，那获得原型人物或家属的授权就不是必备环节，因为实际上并“无权可授”。但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制片方还是会去这么操作呢？由于影视项目往往耗资巨大、风险甚高，即便未获授权在法律上并不构成侵权，因授权问题引发纠纷本身，就足以将对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造成实质性影响。换句话说，法庭上的“赢”可能也是现实中的“输”，制作方需要防范的并不只是败诉的风险，而是包括发生纠纷的风险。因此，制作方需要最大程度的防患于未然。这样一来，在影视项目启动前，评估是否需要获得原型人物许可的风险时，实操层面的安全“底线”并不是法律规定，而可能是行业规则，甚至是原型人物及其亲属的主观心理感受。如前所述，虽然影视改编并不必然侵犯原型人物的上述权利，但需要对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创作、增加一定的虚构情节。而在增加相关情节尤其是敏感性情节时，往往可能触及原型人物的隐私；事实与虚构情节融合后，又可能与原型人物的认知、评价不一致，甚至导致原型人物感觉被侮辱、被诽谤或名誉受损等。因此，取得原型人物的授权，主要是取得原型人物对于影视作品中可能涉及到其名誉权和隐私权情节的同意。此外，如影视作品涉及对原型人物肖像、姓名的使用，也应取得其肖像、姓名授权。建议制作方事先与原型人物进行充分沟通，亦可考虑聘请原型人物（或者已故原型人物的近亲属）参与影视剧本改编创作工作。例如，《失孤》的导演在编剧阶段就和主人公建立了联系，并在后期不断的接触中得到了对方的信任，电影上映后更是获得当事人的交口称赞，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
（图片来自豆瓣）针对原型人物已故的情况，根据相关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害的，其近亲属有权代为维权。近亲属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因此，在依据已故原型人物亲身经历进行影视作品改编时，可通过向已故原型人物的近亲属获取授权或者豁免来规避涉诉风险。例如，《梅兰芳》《叶问》等国内较为出名的传记电影，都请了电影原型人物的后人作为顾问，以避免拍摄内容与后人预期差异过大，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许可。
（图片来自豆瓣）3好莱坞的真人真事改编如何“安全下车”？基于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历来是好莱坞导演和剧作家最喜爱的创作素材之一。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名单中，有近一半的影片是基于真人真事改编的。因此，好莱坞也积累了处理真人真事影视改编授权问题的丰富经验可供借鉴。
（图片来自豆瓣）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到制片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权利人可能免费授权制片人将自己的真人故事改编成电影。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个真人故事可以分成许多部分出售，而不是只能整体销售。比如，制片人可以仅购买某人从三十岁到四十五岁的故事改编权。同时，权利的使用可以只限定在某一种范围内，而非全部媒介形式。比如，一个真人故事的权利所有者只授权将其故事改编成电影。同理，此项权利能否用于后续的产品或活动，比如续集、翻拍、新一季电视剧、营销等，都需要在谈判中明确。购买人当然愿意这些权利的范围越大越好，权利人则希望保留某些权利，比如出版权，这样他就能抱有自行或聘用他人撰写传记出版的机会。如前所述，如果授权扩大到新媒体开发，购买人则还需要数字和网络的权利。
在我国，关于真人真事影视化改编未获原型人物授权所引发的纠纷时常发生。比如由陈可辛导演、赵薇主演的电影《亲爱的》，上映之后引发了原型人物的控诉，《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也公开发表声明称片中“卖药赚钱”的情节损害其名誉。而好莱坞却很少发生类似的纠纷或诉讼，这与其既已确立了一系列高标准的行业规则和规范的操作模式是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在涉及真人真事改编的影视项目时，提前与原型人物签署真人故事购买协议的风险规避方案就十分可取。制度的进化需要推手，好莱坞有强大的工会制度，大部分执行有效的规则都是由各种工会设立并普及。愿有志之士们能够群策群力，为了行业从“符合法律规定”向“契合行业规则”的过渡添砖加瓦。
“周公观娱”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俊武率领的精英律师团队倾力出品。周俊武律师团队主要从事知识产权及民商事争议解决等法律业务，在文化娱乐、影视游戏、互联网等多领域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系中国最早及领先的专业娱乐法团队之一。周俊武律师所获荣誉包括：钱伯斯（ChambersandPartners）《亚太法律指南》“传媒与娱乐”领域连续三年上榜Band1律师（2020-2022）《亚洲法律概况》（AsialawProfiles）亚洲法律领先律师榜单“传媒与娱乐”领域卓越律师（2022-2023）LEGALBAND中国体育娱乐领域领先律师（2014-2022）“中国优秀知识产权律师TOP50”上榜律师（2021）首届文化娱乐法治评选“杰出娱乐法律师”（2020）汤森路透ALB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2019）汤森路透ALB中国十五佳TMT律师（2019）《商法》推荐的娱乐及体育领域卓越律师团队（2016）北京市优秀知识产权律师（2013）
【免责】本文内容属于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对有关问题的法律意见。如您需要法律意见或专家咨询，请向具有专业资质者寻求针对性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