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下旬，陈伯达被特批保外就医，出狱后的他，被安置在北京东郊居住。这时候的陈伯达，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威名赫赫的大人物，这时候的他让旁人避之不及，毫不夸张的说，过的是“六亲不认”的生活。

让陈伯达意外的是，周扬居然会在这个时候，顶着压力，也不在乎旁人的目光，主动要求和陈伯达会晤。在和周扬谈话的过程中，陈伯达曾有过这样的小愿望：

“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那么，陈伯达口中所说的“上面”，具体说的是谁呢？那么，他自己的文章为何不能直接交给周扬，而是需要“上面”进行转交呢？

本来，像陈伯达这类人的文章是不允许被刊印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也是一样的待遇。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可取。他认为那些被打倒的人物，是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应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尤其是他们退出政坛之后，以旁观者的目光参与进来，能更加客观、更加准确的给出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因此，邓公就鼓励这些人给中央写文章，不管说什么都可以，不要有顾忌，也不要有心理包袱。

这些人写的文章被称之为“无头文件”，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小，排印的时候，字体是大字仿宋体，这些稿子是送去排印中央文件的印刷厂进行印刷的。因此，格式和正式的中央文件相似，不同的是没有“红头”罢了。因此，也就被形象的称之为“无头文件”。

尽管“无头文件”只表明作者名字，没有表明是什么单位印刷的，也没有注明印数和分发的范围，但是呢，陈伯达、王力却是这“无头文件”的积极撰稿人，两人写了不少文章。

那么，他们撰写的“无头文件”都给哪些人看呢？是在高层进行小范围的分发阅读，并不对外刊发，可以说是属于内部阅读资料了。

因此，陈伯达口中所说的“上面”，指的就是这“无头文件”。

他写的两篇文章《求知难》和《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就被送往“上面”，进行小范围的分发阅读。

在陈伯达保外的初期阶段，不少重要人物都很重视他，譬如胡耀邦同志就很看重陈伯达的才华，他有一条和这个老夫子直接联系的渠道。陈伯达被刊印出来的文章，可以直接送到胡耀邦、胡乔木这些人的手上。

胡耀邦同志看过陈伯的文章之后，给出了这样的意见：

“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一些可以对后代起到教育作用的东西”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对于陈伯达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这篇文章，当时的学术界是有不小的争议，反对的声音也挺多。是胡耀邦站出来首先肯定了这篇文章的观点，随后胡乔木看过之后，也是赞许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

其实，就个人关系来看，胡耀邦和陈伯达之间并没有多少私交，哪怕是在六十年代，陈伯达显赫一时的时候，两人也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呢，在对待人和事方面，胡耀邦秉持的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区分的态度。

即使如今陈伯达是一个罪犯的身份，胡耀邦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他出狱后的生活做出妥善的安排。因此，在陈伯达保外就医期间，胡耀邦对于这个老夫子的生活和医疗等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指示，总的说来，就是要保证陈伯达晚年有所居，生活有保障。

陈伯达虽然被特批保外就医，不需要在监狱服刑，但是他仍旧还处于服刑期间，是没有工作的，也没有收入的。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给他两百的生活补助，过了两年左右，这笔生活补助涨到了五百。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500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足够养活一个六口之家了。

1988年10月17号，这一天是陈伯达刑满之日，恢复了自由身之后，也给他安排了工作，在北京文史馆工作。但是他不用每天去上班，每个月，单位的会计会亲自上门送工资。

不得不说，这样的安排，对于陈伯达而言可以说是很好的待遇了。也难怪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在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时候，引用了朋友的这么一句话：在陈伯达被推入绝境的时候，他依旧给予陈伯达很大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