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86年）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编撰了《资治通鉴》。他主张温和改革，注重循序渐进和维护传统的儒家礼教。
王安石（1021年－1086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推行了“熙宁变法”，试图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来解决宋朝的财政和军事问题，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王安石在1069年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开始推行他的改革措施。然而，他的改革很快引起了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论和反对。司马光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和其他保守派官员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改革。由于反对变法，司马光一度被排挤出朝廷，但他继续通过著述和书信表达对变法的批评。在王安石辞去宰相职位后，变法措施虽然一度得到推行，但最终因为内外压力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而逐渐被废止。司马光在1085年宋哲宗即位后成为宰相，立即废除了一系列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恢复了许多传统的政策。我们提到司马光的时候，大家不可避免要想到王安石。其实司马光跟王安石，如果从年龄上说，他们属于同一个代际。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个都是著名的文人，都是高级官员，确实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做一个对照。
家庭出身从出身上说，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官员子弟。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可以说，司马光是妥妥的高官二代。
而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官至都官员外郎，在临江府任职时王安石降生。但是过世比较早，他做到的最高级别，也只是中级官员。
这两个人家庭出身，我们可以一个定位为高级官员的子弟，还有一个就是中级官员的子弟。
这两个人家庭出身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王安石因为父亲早逝，王安石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他要挑起一大家子人的重担。
因此王安石，尽管在家中不算长子，但他成名很早，其实还是有长子气质的，他要对家庭负责。
而司马光不同，他是幼子，大家也知道，世家子弟，幼子其实是被保护的那一个。
所以，虽然后面两人都入朝为官，也都爬上了权力的巅峰，但这两个人从一开始，有些东西就不一样。
仕途那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做官。
司马光其实一直在先是父亲，后来是恩师庞籍的保护之下，没有独当一面过。
这两人都是进士高科，但王安石进士高科之后，是拒绝接受优待进入馆职的。
当时进士高科的人，做一任地方（官）回来，其实就可以进入馆阁，大概相当于进入国图（国家图书馆），或者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
尽管你的地位仍然是低的，你会有机会被高层看到，有机会参与到一些高层政治当中去，有机会发声，有机会露脸，那其实就会平步青云，走上一条快车道。
大部分人，包括司马光在内，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的，但王安石不同。
但王安石坚持不来，王安石在官僚生涯的早期，坚持地方为官。
王安石坚持首选地方的原因其实不可考，据他自己声称是，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地方工资高，待遇好，所以就情愿留在地方。
这个理由勉强成立，如果在北京的机关挣得少，然后北京花销又大，但如果到地方呢，其实各方面收入加起来肯定不低。
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这些理论，他希望很早的就有机会能够付诸实践。
所以，这两个人又呈现出一个官僚生涯早期的不同。
如果总结的来说，司马光其实一直是在被保护，没有做特别具体的，需要挑担子，任独当一面的工作。
但是王安石就很不同，他官僚生涯的早期有丰厚的地方经验，而且在地方上很多时候，虽然算是基层，但却是一把手，是扎扎实实历练出来的。
王安石的这个历练给了他双方面的滋养，一方面是他果真施其所学了，就是把自己所学的付诸实践，他取得了第一手的政治和行政的经验。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他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拒绝到中央来。而到中央来进入馆阁，是人人趋之若鹜的一条做官的快捷通道。
而他却痛快的拒绝了一个人人都想要的机会，那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
这个人是个真君子，他难进易退，他是一个不汲汲于功名的人，他是一个崇高的人。
所以，王安石他自己未必能够想得到，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当中，王安石早期的历练确实给他塑造了这样一种政治形象。
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出缺，宰相们当然清楚王安石的能力，就要给到王安石。王安石当时应该还没有馆职，于是另外有一位有馆职的人，有更高资格的人就不乐意了，说为什么给他，为什么不给我。
宰相就明确地告诉这个人说，人家没有是因为人家不争取，人家拒绝了，人家谦虚，馆职这个职位，王安石人家早就该有。
性格特质另外，这两个人还有一个特质上的不同，司马光来自世家大族，就是他的生命特色是诚实的“诚”，同时又是一个纯儒。他读书，或者说知识面来说，主要局限在儒家。
但王安石不同，王安石少年成名，博采众长，可以说，王安石什么书都读。在他地方为官的时候，甚至有一个他读书的笑话。
庆历五年（1045年），资政殿学士韩琦知扬州，成为王安石的上司。由于王安石当时经常通宵读书，早晨前往官衙的时候十分疲倦，并蓬头垢面、不加梳洗，这使得韩琦误以为他夜夜笙歌。而后有一天韩琦遇到王安石后，劝诫王安石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可见，王安石有多喜欢读书。
那么，王安石生命特质是什么呢？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很能代表这个人的特质：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
而我认为什么是对的，哪怕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王安石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子。
他的自信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学术上，体现在行政上。
这个自信其实是两方面的，就是说他勇于做事，他非常自信。但这种性格特质，我们大家或许也见过，如果他往前走得太多，就会变成自负。
王安石总结教训的时候，通常会向外归因，是别人的错，和我无关。
而司马光相对而言，通常就会自省，是我的错，我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是这两个人很大的一个差别。有一个故事，可以充分的体现两人的这种性格上的差别。
王安石在常州做常州知州的时候，想要修一个水利工程，当时，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是下属一个县的县长，他哥比司马光大13岁，这样算的话，那比王安石那就大15岁。
但为什么只做到县长，这就是进士出身和非进士出身的一个重大区别。司马旦是恩荫出身，所以，这是个老县长和一个年轻的州长搭台子。
州长要搞一个大的水利工程，要动员各县的力量，司马县长就跟王安石说，说我们不如把它这个工作分开，一段一段地做，不要这么一下子推开，是有很多的实际困难的。
但是王安石很坚持，结果最终是一个很失败的工程，因为王安石的调离，这件事情后来变成个烂尾工程。
而且在这个工程的实施过程当中，还给当地的在工地上干活的老百姓，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
王安石在复盘的过程中，王安石是觉得老天不给力，下雨了，上级也不支持，下级也不给力，所以都是别人的问题。
而且王安石的朋友给他写信劝他，不要这么急于要建功立业，但是王安石却很生气，他觉得别人一点都不理解自己。
从王安石的这个“已然而然，君子也”从自信的角度来讲，王安石的这个自信值得我们学习，但，自信过头，刚愎自用就不好了。
从为官的经历，造就了两人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法。一个人经历多，变得更加能干，慢慢也建立起来了自信。
而司马光是个批评者，做御史中丞，做谏议大夫，正君之非，司马光是毫无疑问的宋朝第一。
他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批评者，但如果你让他做事，你让他独当一面，司马光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相反，王安石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家。
王安石实干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决断力、推行力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时代都是首屈一指的。
中庸和义无反顾的区别比较司马光对中庸之道的坚持。王安石生命当中还有另一个特色，由于受法家的影响其实比较大，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可以不顾一切。
这一点司马光做不到。
因此，如果有一个困难的任务摆在司马光面前，他大概率很难完成。但王安石想做什么，就绝对做得成。
他的决心表现在目光坚定，步伐踏实、手腕强大。
但是，王安石这种偏执的执政者，如果所执意推行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其造成的危害也将是极大的。
作为上帝视角，笔者对于王安石在经济和财政领域的创新举措表示赞赏。但是，如果从结果来看，“王安石变法”和后来的司马光的“反变法”，无疑破坏了北宋前期的宽容政治。
王安石想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而司马光所追求的目标，只能达到表面上的部分。
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部分，也无法彻底贯彻执行，因为其主要措施是推翻王安石变法的。而司马光真正的目的，想要实现的重建宽容政治，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
这两个人，都是北宋前期宽容政治的产物，也是受益者。
然而，他们真正作为这一代政治家的影响力，却是将宽容政治扼杀，或者说是让其消失。
这就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异同之处。有时候，他们在外表上表现出极为相似的特点。
比如说，王安石做宰相时说一不二。
而司马光呢，却也好不到哪里，苏轼就曾经指责他说，你当年做谏官，韩琦做宰相的时候，你把人家骂的狗血喷头，如今你做了宰相，竟然不允许我说话了？
北宋政治发展的结果，正如苏轼所言，是言论自由的氛围一去不复返。
然而，司马光内心的追求，就是想要苏轼等反对派能够畅所欲言。
但是，为什么他追求的是让反对派有言论自由，最终成了了一言堂呢？这正是司马光人生最诡异之处。
司马光是一个种瓜得豆的人。
当然，由于王安石被宋朝人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到南宋以后，大家对此进行了复盘。
认为北宋灭亡虽然是亡在蔡京手里，但王安石作为蔡京的老师，是要负那个首发责任的。王安石就被这样钉起来了。
因此，司马光作为王安石的敌人，似乎因此在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显赫。
然而，实际上这种认识是有所偏颇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个人是共同毁掉了培养他们成长的宽容政治。
当然，那个宽容政治本身也是脆弱的。
今天就聊这么多，喜欢就一键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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