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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7日7时刚过，北京市西城区东栓小学（位于东栓胡同8号，现已撤销）教导处女教师于某值完夜班走出校门准备回家，当她刚刚走出校门的时候就看见校门西墙外的垃圾桶旁边有两个老头正对靠着西墙的一只黄蓝相间的编织袋指指点点，于某出于好奇凑上去时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同时听见一个老头说：“这臭味这么大嘿，要我说八成这里边包着个死人嘿！”
摄影作品：北京胡同里的老大爷
今日的东栓胡同
这话当场将于老师吓出一身冷汗，脊梁骨直冒凉气，转身就返回学校，用教导处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值班电话报警。
7时10分，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的四名民警来到现场，在群众的围观下将编织袋一打开，顿时引起一阵骚动，里面果然装着一具被一只食品袋套住头、两只黑色垃圾袋套住脚、已经高度腐败的男性尸体，原本臭味就已经不轻的现场更是变得臭气熏天到令人窒息作呕，众人不由得用手捂鼻以免被熏倒，四名派出所民警立即将现场封锁、拉出警戒线，同时火速将案情上报西城分局刑警大队。
“我这张嘴嘿，里头还真装着死人嘿！”还是那个老头一边捏着鼻子一边嚷嚷，也不知道他是得意自己猜对了还是抱怨自己这张乌鸦嘴说啥是啥，小小的东栓胡同也因此炸了锅……
十多分钟后，西城分局刑警大队的侦查、技术人员在分局潘永祯局长、主管刑侦的王忠副局长以及刑警大队韩建国大队长的带领下赶到现场；半小时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技术人员和法医也赶到现场——
经法医尸检，死者的死亡时间至少一个星期，由于深度腐败，面目已经难以辨认，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品，法医只能先提取死者的血样留待获得死者身份线索后做比对之用。
经检查发现死者的外衣外裤以及毛衣全都不见踪影（这个点儿北京的天气已经转冷），因此警方判断死者是在室内被杀害后被凶手脱去了外衣外裤后装入袋内。
由于尸体即便装在编织袋里的时候就已经臭味难以掩盖，因此警方认为凶手应该就住在附近，理由是凶手杀人后肯定先将尸体藏匿在第一案发现场，有可能就是凶手自己的家中，然而尸体因腐烂发臭而无法继续放在家中隐藏，为了避免邻居的怀疑，凶手被迫选择抛尸。但即便在夜间抛尸，也不可能拉着发出异味的腐烂尸体冒着随时可能遇到巡逻民警的风险走太过于长的距离。
根据两个扫街的清洁工说：当她凌晨5时30分他们就看见了这只编织袋被靠在垃圾桶旁边，因此抛尸的时间应比10月7日5时30分更早。
因此警方初步决定立足于长安街派出所的辖区，注意发现是否有异味从院落散发出，尽快确定第一案发现场。排查范围为北新华街、六部口、新平路、东绒线和东文昌五个居委会，要做到逐院逐户的查访到位，不能留任何死角。
至当天18时，干警们总共走访了近三千户的居民，但却没有排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所以警方决定扩大排查范围，除了要求将原来的五个居委会剩下的住户排查完毕外，又增加了高碑和兵部洼两个居委会的排查任务。
21时左右，负责排查兵部洼居委会的长安街派出所片警卢勇上报了一条线索：“兵部洼16号对面的个体饭店老板反映，今个儿上午，租住在兵部洼16号的两名东北人突然搞起了卫生，来苏水（甲酚皂溶液，一种消毒水）的味那叫一个大。”
随即，长安街派出所任学峰副所长和西城分局刑警大队一分队伍建华分队长立即赶到个体饭馆，在听了个体饭店老板的反映后任学峰副所长当即对片警卢勇说：“估计有戏，我们先在这里盯着，你快回去向‘头儿’汇报，好抓紧布置蹲守，要真的有戏，我给你小子请功！”
卢勇听罢来了精神，原本饿了一天的肚子瞬间也不咕咕叫了，一路小跑到了位于东绒线胡同东口的天安酒楼的临时指挥部，西城分局潘永祯局长、王忠副局长、韩建国大队长、市局刑侦处一刑队阎伟副队长等组成的10.7案侦破领导小组在听取了卢勇的汇报后分析了一下兵部洼16号院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认为不论如何先把人弄回来再说。
今日的东绒线胡同东口
于是，长安街派出所民警崔建国、孙志伟以及分局刑警大队的四名侦查员负责在16号对面的个体饭馆进行蹲守。同时由长安街派出所任副所长带领一个由派出所民警和刑警大队侦查员组成的小组在不远处的东新帘子胡同设立现场指挥中转站，承担蹲守现场和天安酒楼指挥部的沟通联络。
今日的东新帘子胡同
经查实，兵部洼胡同16号院里住着三户人家共四口人，全部是外来租客。门房住着的是今年6月刚刚入住的河北农民王某，平日里在北京火车站一带帮人卖肉。
80年代的北京火车站
里院的靠北的两间房住着的是在某商厦租柜台卖服装的北京女青年陈某，今年8月刚刚入住这里，她之所以租住这里是因为她家住在朝阳区，而这里离她“练摊儿”的商厦近。
而南侧一间住着的是两个来自东北的男青年，这天并不在家，不过民警从王某和陈某的口中还是了解到了一些这两人的情况。
陈某说：“这俩东北人大约是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搬进来的，我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了，其中一个大个儿年纪约摸30岁，长得挺高的，一米八的大个儿，长方脸留着板寸头，浓眉大眼，长得挺帅的。他跟我介绍说他是写书的，笔名叫‘阿鲁’，还带着一部大哥大，特有范儿。另一个小个儿约摸22~23岁的样子，留着小平头，双眼皮大眼睛，长得蛮讨人喜欢的模样。这俩说是姨表兄弟，大个儿管小个儿叫‘小宇’。”
90年代使用大哥大的男子
王某说：“听那大个儿说他姓罗，在北京有个公司。这俩和小陈（指陈某）走得近些，跟我话不多，两人外出时都要跟小陈打个招呼，托她照应一下家，从外面回来也往往先给小陈挂个电话通报一声。”
陈某顿时大囧，红着脸白了王某一眼，然后突然“噢哟喂”一声道：“不说这个我还忘了，10月1日那天上午10点，我回了趟朝阳的家，10月2日下午5点才回来，发现屋门玻璃上贴了一张字条，是大个儿‘阿鲁’留的，上面写着：‘大姐，我们哥俩回老家两三天，请你帮我们浇花并照看一下小兔。’”
“过了两三天，我闻到自家屋里有一股子臭味，像是什么东西坏掉的味道，我在屋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家里有什么东西放臭了，也就没再去管。10月6号中午，我闺蜜周月霞来找我玩，我让她帮忙去厨房烧水，就听见她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我：‘嗨，快来看！不看你会后悔的。’我就从屋里跑到院里，顺着周月霞手指的方向看，看见隔壁窗玻璃里头全都是苍蝇，还都是个头特别大的‘绿头’，我打出娘胎就没见过这么大的苍蝇，我这才知道臭味是从隔壁屋里发出来的。”
“下午我和周月霞出去逛了一下午的街，晚上9点多才回来，这时隔壁的‘阿鲁’已经回来了，我记起苍蝇的事，就跟他讲：‘我闻到股臭味，好像是你们屋里的。’‘阿鲁’回答：‘噢，王大哥也问来着，我们走之前买了几只肉蟹，做熟了后给忘了，回来时发现已经臭得长蛆了。’后半夜的时候，我正和周月霞在屋里打游戏，听到隔壁有动静，知道应该‘小宇’也回来了，但我们一局正打得爽着呢，所以我也没再出屋子。”
“今天早上6点多，我将周月霞送出门的时候看到隔壁已经把屋里的东西搬到院子里，哥俩个正在屋里拾掇着，墙上的围布也全被扯了下来，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也没在意，回屋睡觉了。”
“下午2点我一觉睡醒，起床打扫院子，发现隔壁哥俩买了台洗衣机和‘雷达’喷剂，‘阿鲁’嗨问我买什么药消毒好，我说买‘敌敌畏’和‘来苏水’，他就出门买了瓶来苏水，我还帮他们用来苏水喷洒了院子，又让‘阿鲁’在屋里撒了一些。”
陈某一口气说完后，王某又补充道：“（10月7日）天不亮的时候，‘小宇’就来敲我的门，要借我的‘小三轮’取倒垃圾，我把车钥匙交给‘小宇’后又重新睡下，待8点我起床时，‘小三轮’已经在院里原位停好了。这哥俩正在打扫卫生，被子褥子全都晾在院里。下午4点我卖肉回来时，这哥俩还没拾掇完，‘阿鲁’跟我说请我第二天早上8点帮他们一块刷房子，大约晚上6点的时候这哥俩就又走了。”
根据陈某和王某的说法，警方认为这个“阿鲁”和“小宇”很有问题，于是火速申请搜查令对两人住的房间进行搜查，虽然两人已经把房间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清理，但技术人员依然发现了在残存在犄角旮旯处的点滴血迹和污物，而衣柜里依然弥漫着十足的臭气。
同时，技术人员对王某的那辆“小三轮”进行技术鉴定，发现车上也有血迹，经过勘验该血迹的血型和在房间内发现的血点的血型一致，至此可以认为“阿鲁”和“小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根据16号院的房东证实，这两名东北人是8月10日通过中介以每月500元的价格租下了南侧间，租期三个月，他们很爽快的就一次性付清了1500元的租金，然后房东将其中的300元交给了中介当做介绍费。为尽快抓住这两个人，警方将原本在院外小饭馆内蹲守的小组搬到16号院院内的门房，警力也增加到八人。
……
当晚10点，一个眉目端正的小个子男青年跨入了16号院，王某指认该男子就是“小宇”，门房里的侦查员用手提电话向指挥部请示是否行动，得到的指令是：“先别动，接着蹲，问问这小子那个叫‘阿鲁’的去向。”
经过盘问，侦查员得知“小宇”的真名叫徐伟光，在被问及“阿鲁”的去向时，徐伟光闪烁其词，一会儿说“阿鲁”回东北了，一会儿有说“阿鲁”住在越秀饭店（今宣武门商务酒店）了。于是警方各分出一路人马，分别负责去越秀饭店查询和打电话去东北核实，最终在越秀饭店将鲁荣彬擒获。
通过审问二人，得知其时年22岁，农民出身，初中肄业（只读了一年）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零工后一直待业在家。“阿鲁”的大名叫鲁荣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州镇人，原是哈尔滨某银行职员，今年5月辞去工作后闲散社会至今。六年前的1989年5月6日，两人相识于哈尔滨马迭尔西餐厅（当时鲁荣彬来餐厅吃饭，徐伟光是餐厅服务员）并一见如故，以后就以兄弟相称并来往密切。1995年6月初，两人结伴来到北京准备做买卖，起先他们住在东城区的一家招待所里，后通过租房广告租下了兵部洼16号院南侧间。
哈尔滨马迭尔西餐厅
然而，这期间两人没有找到什么可做的生意，身上的钱也逐渐坐吃山空，于是鲁荣彬提议“咱们找个有钱的，把他骗来，勒死。”
徐伟光立即表示同意，并献计道：“抚顺市有个叫李有国的，是搞汽车配件的，挺有钱。这人总到北京来，他一到北京就呼我（两人在当年3月在东城一家酒店吃饭时认识，因为是老乡所以聊得很投机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鲁荣彬立即拍板：“就弄他！”
10月1日9时，李有国传呼徐伟光，告知他到北京，于是徐伟光约他在西单民航售票处前见面，然后打车前往西单将李有国接回了兵部洼16号院（此时王某已经去北京站卖肉，而陈某已经回了朝阳区的家）。徐伟光假意将李有国介绍给鲁荣彬认识，鲁荣彬一面假意寒暄并给李有国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然后绕到他的背后，冷不防用事先打好活扣结的电线套住李有国的脖子，然后和徐伟光一起一边头一边脚的将李有国摁倒在地，李有国挣扎了两分钟就断了气。
两人随后从李有国身上搜出5600元人民币现金，还有一只装着“大哥大”的手提包以及一些随身物品，然后将李有国的裤子、夹克衫和毛衣脱下，将尸体弯曲后用绳子捆住，再在头上套上一只食品袋，脚上各套一只黑色垃圾袋后装入一只大编织袋里，然后将编织袋塞入床底下。随后这两人拿着钱和“大哥大”出了门，将“大哥大”等随身物品装在一个密码箱内寄存在鲁荣彬的一个朋友家后于19时乘坐飞机从北京飞到广州玩了六天。
老照片 打大哥大的男子
10月6日21时，鲁荣彬乘坐飞机先行返回北京，一进屋就发现李有国的尸体因为腐烂已经变得臭不可闻，便去朋友家借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凌晨4时到北京站接了乘火车回京的徐伟光，商量着将尸体尽快“处理”掉。于是就借了王某的“小三轮”将装着尸体的编织袋拉到东栓小学西墙外的垃圾桶边上丢弃。然后粉刷房屋并喷洒来苏水以掩盖罪行。
经技术部门的检验，李有国的血型和尸体的血型一致，其遗物经家属辨认确定系李有国生前所有之物，因此尸体的身份可以被确定就是李有国。
根据鲁荣彬的交代，警方在他的朋友家找到了装有死者的大哥大、黑色手包以及其他物品的密码箱。至此，本案只用了16个小时就真相大白。
然而，根据两人的供述警方发现这俩货的作案手法极为熟练，相互配合之下仅仅两分钟就要了李有国的性命，恐怕这不是两个人头一次作案，因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在6月14日接到报案称：在首都影院前的地下通道内发现一只无主的皮质旅行箱，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具无名男尸，法医确定其直接死因系被勒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其作案手法和鲁荣彬和徐伟光杀害李有国的手法非常相似。
首都影院
于是警方又对二人进行了一轮突审，起先两人一口咬定“只干了这么一回”，然而在两天一夜后，两人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交代6月14日的那起杀人抛尸案也是他们干的。
6月初，两人刚从哈尔滨到北京，住在东单附近的招待所，徐伟光为了联系生意，就与他1988年在去大连的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广州买卖人联系，约他来北京“谈买卖”。
6月11日该“广州人”来到北京，先在新侨饭店住了一天后转到一个朋友家住，并在6月12日联系了徐伟光，说自己已经到北京了。
6月13日上午，徐伟光陪着“广州人”在天安门逛了一圈，中午在东单附近吃了午饭，在分开时徐伟光约“广州人”晚上去他们住的招待所玩，然后回招待所找鲁荣彬商量杀人劫财的计划。
晚饭后，“广州人”如约来到招待所，三人在房间内闲聊了一会儿，“广州人”随后起身告辞，这时鲁荣彬从后面用尼龙绳试图套“广州人”的头，却因为慌张没有套上，“广州人”试图夺门逃跑，结果被鲁荣彬和徐伟光捂着嘴巴拽了回来，再度将尼龙绳套在他头上，最终将他勒死。从他身上一共抢得现金6000元、金戒指金项链各一件、密码箱一个、一部大哥大、理光照相机一架和一个电动刮胡刀。
然后，两人将“广州人”的尸体用塑料袋罩住头部，用毛巾被将尸身裹起来装入编织袋塞入行李箱，在6月14日凌晨4时将行李箱抬出招待所，打了一辆“面的”来到西单民航大楼，下车后将行李箱拉到首都影院前的地下通道丢弃后返回招待所。
西单民航大楼
数日后，两人离开北京回到哈尔滨，将“广州人”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卖掉，获钱款7500元，这笔钱连同“广州人”身上获得的6000元现金总共13500元最终被两人全部挥霍殆尽。照相机、电动刮胡刀、大哥大和密码箱则被两人随身携带，其中密码箱就是在鲁荣彬的朋友处搜出的装有李有国的大哥大和其它物品的那一个。而照相机、刮胡刀和大哥大则在鲁荣彬身上被查获。
此外，鲁荣彬和徐伟光还交代在1994年和1995年在哈尔滨抢劫并杀死两人的犯罪事实。分别是1994年6月4日哈尔滨道里区杀人抢劫案、1995年1月12日哈尔滨某开发公司工程部经理被杀案，加上这两起案子，两人总共劫得现金10000多元，大哥大三部，以及各种金饰品、相机、手表、剃须刀以及其他物品总价超过40000元。
最终，鲁荣彬和徐伟光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