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期的税收，人们总是会想到“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由此就出现一个幻觉：西汉的税收很低，人们过得很好，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之治”等长达100多年的强盛、繁荣局面。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西汉到底征收了几种税。西汉早期，基本上可以将税收归纳为土地税、人头税和徭役三种。

土地税，就是“田租”，也可以直接写为“租”。刘邦规定，汉朝的田租实行“十五税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就降低为了“三十税一”。因此，文献中的“三十税一”仅仅指田租而言。这个税收，只是征收一年粮食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的确是非常轻的。

人头税，主要是算赋和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税，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税。汉代规定，15岁到56岁要交算赋，一人交120钱。口赋，每人需要交20钱。

徭役，就是农民每年要为国家服役一段时间。徭役的轻重就没有一个程度的规定了，国家的事情多，徭役就繁重，国家事情少，徭役就轻。文景之治的年间，徭役是比较轻的，而汉武帝年间，徭役就非常繁重。如果不去服役，那就交300钱来免役。可见，徭役才是最重的负担。

现在，我们大概来计算一下这些税收到底有多重。首先，来看看汉代一般人家的收入。汉代，富农大概有百亩土地，是五口之家。而每亩土地大概出产1—3石粮食。好的土地，亩产超过1.5石，否则则少于1.5石。因此，我们可以按照1.5石来计算。如此，100亩土地，大概可以收入150石。

按照丰年计算，一家五口一年可以收入150石。其中10石用来交田租，还有的部分需要卖了还钱交人头税或者徭役税。这时候，就要了解下汉代的粮价问题了。文景之治年间，徭役少，粮食产量高，粮价10钱一石，按照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两个小孩计算，那么一家要交280钱的人头税，需要卖28石粮食。如果不想去服役，那还要交300钱，也就是30石粮食人如此，一家人还剩下82石粮食。

综合计算下来，汉代农民的收税率至少是38%。

我们再来分析下一年的粮食消耗量。由于古人吃的肉类非常少，因此人均粮食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五口之家中，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那么五口之家，一月需要7.5石粮食，一年需要90石粮食。

一家人的粮食剩下只有82石，但是一年要吃90石，这不是不够吃吗？的确是不够吃，但是也不至于饿死。因为古人除了种植粮食之外，还会经营副业，例如养鸡养鸭，种桑养蚕。这些副业可以卖点小钱，应该可以缓解一下经济压力。而古人男耕女织，织布除了为家人制作衣服之外，还可以用来交易。另外，用钱代役也不是每个人家都可以享受的，经济情况较差的家庭宁愿自己去服役而剩下300钱，也就是30石粮食，够家人吃四个月呢。

在上个世纪末，农村的生产力已经远超汉代，但是农民却依然难以吃饱，吃不起白米饭，只能吃包谷饭，可见汉代百亩之家吃不饱也是正常的情况。

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就是赋税提高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加重了税收，并且大幅度提高了徭役的规模。徭役增加后，农民就没有多余的投入农业生产，也就导致粮食的产量下降。粮食产量下降，就导致粮食的价格上升。

根据相关资料研究，汉武帝前期的粮食价格已经提高到了40钱一石，是文景之治的4倍了。到了汉元帝时期，粮食价格是100钱一石了。当然，这里粮食价格飙升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问题，还涉及到汉朝不断发行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的情况。

粮食价格上升后，农民手中的粮食的确可以卖更多的钱。但是，徭役增加直接导致的是粮食产量的减少，农民自己也可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粮食拿出来卖呢？加上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许多农民都没有百亩土地，因此更加贫困了。

汉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国力强盛，财政收入猛增，但是却建立在“与民争利”的基础上。国家富裕了，百姓却穷了。《汉书》记载汉武帝末期“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这时候，大家应该明白汉武帝时期的百姓生存状况了吧。

实际上，“文景之治”年间，农民的也只是勉强不被饿死的水平。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而文景之治的主要表现也不是农民过得如何，主要还是朝廷的粮食多了，户口增加了。古代任何一个盛世，都不是平民的盛世，而是贵族官僚的盛世。这就是所谓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