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柜的，用车吗？俺这三匹马拉的四轮太平车，那走在路上，威风、气派，又快又稳当，还没有呛人的洋油味儿”。车马行的伙计，满面笑容的介绍说。

没想到在500多里外的阜阳，还能听到熟悉的乡音，来自曹县的侦察员刘四成很高兴，当即同意雇下一辆四轮太平车。

四轮太平车

伙计的笑容更灿烂，殷勤的问道：“掌柜的，您这是要去哪里？”

刘四成道：“绕着城里转两圈，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买卖。”

四轮太平车走在大街上，刘四成敏锐的发现，比较廉价的人力黄包车，一辆也见不到。于是就询问赶车的车把式。

没想到车把式也是一口绊倒牛的曹县口音：“那些拉黄包车的，早被俺们打的改行了。”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来自曹县的车把式，愣是把以本地人为主的黄包车夫，欺负的饭碗都保不住，这种反常现象，马上引起刘四成的警觉。

随后刘四成又发现，遍布阜阳大街小巷的杂货店，老板们也是清一色的曹县口音。

谁是这些人的幕后主使者，刘四成顺藤摸瓜，终于水落石出。

那个神秘的幕后人，竟然是剿匪部队苦苦寻找的悍匪曹永年，那些车把式和杂货店老板，全都是曹永年当年手下的匪徒。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每当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旋律响起，就会令人想起机智勇敢的铁道游击队，风光旖旎的微山湖。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赵永泉等人，都牺牲在投靠了日本人的土匪武装的枪口下。

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平均宽十几公里的微山湖，也成为铁道游击队难以逾越的天堑，所以他们的活动区域，只能局限于湖东地区。

微山湖以西地区，情况更加复杂，这里地处四省交界处，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历史上战乱频仍，匪患猖獗。从而导致该地区民风彪悍，无论男女，重情义，轻生死。自古就有“娶妻不娶湖西女”的说法。

而隶属山东的曹县、成武、单县和复程（已撤销）四县，更是湖西区匪患的重灾区。

山东湖西四县匪患形成的原因，有他非常的独特性。这还要从1851年（咸丰元年）说起。

这一年黄河在砀山县（当时隶属徐州）蟠龙集决口，从而导致微山湖西岸的丰县、沛县变成一片汪洋，当地的老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出外逃难。

4年后，兰阳（兰考县）铜瓦厢黄河北岸再次决口，把山东的郓城、巨野、嘉祥三个县给淹了。受灾的老百姓出外逃难，来到丰县、沛县，一看洪水退了，就在这里安家落户，开垦荒地。

丰县和沛县在外逃难的老百姓，也陆续回到老家，却发现这里已经成了山东移民的地盘。

是可忍，孰不可忍，原住民打算用武力收回失去的土地，可他们找错了对手，论武力他们不是山东移民的对手。

况且这些山东人也不是孤立无援，曹县、成武、单县等地的乡亲们，给了他们无私的支持。

道理很简单，微山湖以西的丰县和沛县的土地，是山东人开垦出来的，原住民说这里是他们的，有证据吗。

地契、地标什么都没有，凭什么说这片土地就是你们的。

原住民也很恼火，汉高祖刘邦就是江苏沛县的，可发了一场大水，这丰县、沛县怎么就归了山东了。

于是丰县和沛县的难民，纷纷加入捻军，打算依仗捻军的力量，收回失去的土地。

可捻军也低估了山东人的智慧。

捻军反抗的是朝廷，名不正、言不顺，在咸丰皇帝看来，这就是一伙土匪。

于是山东人在丰县和沛县以剿匪为名，开始大规模办团练。

中学时都学过《冯婉贞》，她爹冯三保就是办团练的，这个才貌双全的山东大妞，带领几十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愣是把武装到牙齿的英法联军干掉了100多。团练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山东团练

山东团练和江苏捻军久战不决，惊动了一位朝廷大佬曾国藩。

老曾一年多时间来沛县六趟，也感觉这事儿太棘手。后来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丰县和沛县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微山湖西岸，尽归山东移民所有，而那些比较贫瘠的土地，归还给丰县和沛县的难民。

对曾国藩这“和稀泥”的主意，其实双方都不太满意。可曾国藩手握重兵，杀伐果断。谁也不敢开罪于他，毕竟“曾剃头”的绰号，可不是白来的。

事件表面上平息了，但也种下了冲突的种子。

山东移民有强烈的归属感，虽然住在江苏的土地上，可起心眼儿里还认定自己是山东人。他们的想法简单粗暴，直接把丰县和沛县划归山东就万事大吉了。

但这个想法注定是一厢情愿，至少这两个县的原住民，是坚决不同意的。

捻军起义失败以后，回丰、沛两县定居的原住民越来越多，与微山湖西岸的山东移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几次流血冲突。

山东移民为了保护家园，就去曹县、成武、单县等地求助山东老乡。

这些地方的人，都自诩是梁山好汉的后裔，把所谓的忠义二字，看得比性命还重。

尤其是曹县百姓，他们历史上出过两个著名的悲情人物。一个是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另一个就是隋唐时期舍身取义的单雄信。

其实曹县距离微山湖还挺远的，总有四五百里的样子，原住民欺负山东移民，曹县的山东弟兄，多少有点儿鞭长莫及的感觉。

可这难不倒曹县的老百姓，他们也办起了团练，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柿子专捡软的捏，让原住民后方失火，也算是围魏救赵的另类打法。

曹县百姓办团练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微山湖畔的山东弟兄。

可时间长了，这些办团练的头领们发现，欺负没有反击能力的老百姓，是最赚钱的营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县的团练，已经演变成纯粹的土匪团伙。

这些土匪多少都带有帮派的性质，还充满了迷信色彩，很多帮派的头领都自称精通法术，通天文，晓地理，奇门遁甲，天机八卦讲起来头头是道。降妖伏魔，画符念咒更是手到擒来。

曹县势力最大的土匪头子满君芳，手下有5000多人。只要是投到他的门下，就能得到“隐身法”“铁头功”的真传。

另外那些诸如“撒豆成兵”“金钟罩、铁布衫”“搬山倒海”等高深法术，只有他最资深的弟子才得以传授。

曹县土匪最大的原则，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从来不在山东境内作案，反正周边还有隶属河南、安徽、江苏管辖的十几个县，不愁找不到下手的目标。

曹县的土匪头子们，就靠这些骗人的把戏，把当地百姓糊弄的五体投地。

1938年5月，日本人侵占了鲁西南地区。这些土匪头子们，眼见自己骗人的把戏就要被拆穿，他们急中生智，纷纷投靠了日本人。

日本人知道这些土匪头目的底细，可看破不说破，双方都心照不宣，日本人不但要把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进行到底，还推波助澜的封了几个“法师”“天蓬元帅”。

势力最大的满君芳，日本人直接给了他一个“军师”的头衔，声称他“才压诸葛亮，计胜刘伯温”。

不过在日本人面前最吃香的红人，并不是满君芳，而是一个叫李子义的家伙。

李子义原名李尽忠，家住曹县曹叵集。他的爷爷李瑞，是鲁西南有名的团练头目。

李尽忠的伯父李文斋，继承了李瑞的事业，这家伙喝过几年墨水，知道名声的重要性，于是给他的团练换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国民党抗敌救国军”。

再后来，这支挂羊头卖狗肉的“救国军”，就被李尽忠继承下来。

山东军阀韩复榘，对李尽忠采用了招安的政策，把这支1000多人的土匪武装，整编为“山东省特务旅”。

后来韩复榘发现这些人“打仗无能，扰民有术”。一怒之下将“山东省特务旅“，”重新改编为“曹县保安第二十四旅”。

这简直就是齐天大圣改封弼马温，李尽忠大为恼火。直接率众叛变投敌了。

投靠日本人后，李尽忠感觉他爹给他起的“尽忠”这个名字，就是在天天指着鼻子骂他，于是自作主张改名李子义，真不知道他的“义”从何来。

为了博得新主子日本人的欢心，李子义对周边各县的抗日武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一人当八路，五门都杀绝”，这种丧心病狂的口号，就是李子义提出来的。

李子义的表现太过“出色”，日本人提拔他做了“虞城保安联队长”，所辖部队除了3000多名伪军，还有日军一个大队600人。

李子义这个汉奸能够指挥日军，也可以看出，鬼子对他还是很器重的。

虞城位于湖西区的中心位置，周边的8个县都是李子义的势力范围，其中丰县、沛县、砀山更是饱受摧残，

李子义隔三差五就带人到这些地方“扫荡”一次，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八路军曾数次设计除掉李子义，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

1945年6月，八路军得到消息，李子义带领500多名日伪军，准备进入微山湖区“扫荡”。当天晚上在南阳镇东马庄据点过夜。

八路军晋冀鲁豫第五军分区14团连夜出发。将东马庄据点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全歼了据点中的日伪军。

但是在清点俘虏时，没有发现李子义的踪影。经过审问俘虏才知道，战斗中李子义胳膊被击伤，以包扎伤口为名，临阵脱逃了。

李子义打了败仗，不敢再回到日本人那里，而是投靠到已经是国民党高官的叔叔李文斋那里。

这家伙也算是因祸得福，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了，李子义的身份也跟着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军的接收大员。负责接收陇海铁路山东河南交界处的几个城市。

接收的范围，除了投降日军的武器，还有所谓的日伪财产。

其实后面这一条，就是给接收大员们，一个中保私囊的机会。凡是他们看中的房产、土地，都会统统冠以日伪财产，最终落入接收大员们的腰包里。

李子义是这一带的地头蛇，因此身边很快就聚集起一群狐朋狗友，这些人贪得无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他们一夜暴富，却害得无数人倾家荡产。

李子义铁杆汉奸的身份，在湖西区尽人皆知，他此刻又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期间他所做的幕后交易饱受当地百姓质疑。

那些曾经受到李子义欺诈的人，更是发誓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此时李子义和他的亲信们已经赚的盆满钵满，另外该接收的也接收了，剩下些穷人，也榨不出多少油水。

李子义耍了个手段，找到李文斋，声泪俱下的哭诉自己是被诬陷的，但是为了避嫌，他愿意解甲归田，让时间证明他的清白。

李文斋被侄子的“高风亮节”感动的声泪俱下，安慰李子义先回老家避避风头，那些让他恼火的烦心事，自然会有人去打理。

李子义衣锦还乡，他做了六个月的接收大员，赚到的钱，比他家几代人加起来都多，李子义俨然成为湖西区最大的富豪。

李子义知道，要保住这些不义之财，就要背后有人替自己撑腰。

李子义自封曹县县长，又把原来的狐朋狗友们拉到一起，组成一支200多人的“还乡团”，屡次窜犯湖西解放区，大肆屠戮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

不到三个月时间，李子义“还乡团”在解放区就残杀了300多人。抢走粮食11万多斤，烧毁房屋1200多间，掠夺走的贵重财物不计其数。

当地百姓对李子义恨之入骨，华中野战军也积极行动，在单县、曹县、成武等地，给李子义以沉重打击。

李子义走投无路，带人逃到商丘，他通过李文斋。从蒋军嫡系部队手中，购买了一批美式武器。然后流窜到曹县的刘堤圈，笼络旧部，招降纳叛，组织起一个杀手组织“黑杀队”，其实就是变相的“还乡团”。

在土改中失势的地主恶霸，不甘心失败，他们逃进城里，送钱给李子义，请他派杀手，除掉那些让地主恶霸恨之入骨的人。

对于这种精准的暗杀手段，很难提防，即便是配了枪，也不是职业杀手的对手。

在两年多时间里，湖西解放区内，被“黑杀队”暗杀的农会干部、民兵、土改积极分子就有一千多人。

李子义也没放过那些不肯冤冤相报的富户，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是“黑杀队”另一个重要的创收渠道。

“还乡团”

淮海战役结束后，感觉大势已去的李文斋，再次将李子义找来，交给他两部电台，一大笔钱，大量的武器弹药，除此之外，还正式对“黑杀队”进行收编，改称“国民党陇海纵队”。纵队司令李子义。

李子义踌躇满志的回到商丘，将“黑杀队”整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听命于悍匪丁纯一指挥。二大队队长是老奸巨猾的惯匪曹永年。三大队是李子义的直属队，队长方先知。

当时我第二野战军主力正在筹备渡江战役，民兵、民工也都支前去了，湖西解放区武装力量严重不足。

李子义股匪趁此机会，规模得以极速扩张，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

这些土匪兵分数路，对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幼妇孺痛下杀手，制造的灭门血案不计其数。

7月，匪首曹永年在砀山县境内，公然袭击了我军一支运送伤员的担架队，抬担架的民工，伤员都受到重大损失。

后来砀山县大队及时出击，将土匪击退，担架队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次事件引起二野首长的高度重视，8月初，单虞县和砀山县县大队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湖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月亭任总指挥。开始对李子义股匪采取重点清剿。

几天后，剿匪部队收到情报，匪首丁纯一带领六七百名匪徒，流窜到砀山县蒋家庙村一带。

这伙匪徒让王月亭感到很棘手，剿匪部队现在能够集结的兵力只有五六百人，而且武器装备远不如对方。如果贸然出击，不但无法消灭敌人，还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李连璧的战士毛遂自荐，他和李纯一是旧相识，愿意打入敌人内部，给这伙儿土匪来个里应外合。

王月亭看着眼前这个壮实的山东小伙，掏出自己佩戴的手枪送给他，临行前还再三嘱咐：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李连璧去了七八天之后，终于送出情报：丁纯一匪部，8月10日夜间，在蒋家庙村宿营。

王月亭立即行动，集结剿匪部队全部兵力400多人，另外还有附近各村的民兵100多人，趁着夜色秘密蒋家庙村进发。

蒋家庙村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落，村子周围有围墙，围墙周围的空地上，还有日据时期修筑的防御工事和碉堡，这也是丁纯一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次日凌晨2点多，剿匪部队侦察员解决了土匪们的明岗暗哨后，突然向蒋家庙村发起攻击。

匪徒一部放弃阵地，落荒而逃，匪首丁纯一，带人藏进一个碉堡中，负隅顽抗。

剿匪部队缺乏攻坚的重武器，只能对这群残匪进行长时间的围困。

一直到12日中午，碉堡内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是李连璧趁匪徒们中午休息时，抄起匪徒们的机枪，打死了匪徒们的机枪手。

其他匪徒纷纷跪地求饶，丁纯一也跪在地上，请求李连璧看在故友的面上，放他一马。

李连璧犹豫再三，同意了丁纯一的请求，让他化妆逃走了。

这次战斗击毙匪徒22人，另外还抓获了200多个俘虏。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230多条（支），另外还缴获了一部电台和密码本。

丁纯一如同丧家之犬，一口气逃到徐州，两个月后被剿匪部队抓获，在砀山县公判大会上被依法处决了。

李子义股匪一大队灰飞烟灭，匪二大队和三大队顿时成了惊弓之鸟，逃的不知去向。

但土匪们不知他们的电台密码已经被破译，依旧用电台相互联系。

从破译的电报中，剿匪部队得知，另一名匪首曹永年，以及他手下的匪徒，都隐匿在漯河、阜阳等地，很快有个缴枪自新的土匪检举说：曹永年以及家属都住在阜阳城内，经营着一家挺大的买卖行。

剿匪部队派出刘四成等三名侦察员，去往阜阳探听虚实。

结果一连数日，侦察小组在阜阳，都找不到关于曹永年股匪的任何蛛丝马迹。

直到刘四成意外的发现，阜阳城中的车马行生意，还有杂货生意，都被曹县人垄断了，而这些曹县人，都是曹永年所部匪众。

侦察员们又顺藤摸瓜，发现在漯河，还有曹永年的一个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叫王鸿甲，是个资深的军统特务。

为了不打草惊蛇，剿匪部队秘密准备了几个月，于50年9月底，在漯河和阜阳同时采取军事行动，一举全歼曹永年股匪。

考虑到这两个城市的民生问题，剿匪部队对那些经营车马行和杂货生意的匪徒，没有实施立即逮捕，只是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公安部门自首，经过简单的教育，没收了他们私藏的武器弹药后，就把这些人都放了，回家继续做生意去了。

11月中旬，剿匪部队分别在复程县和虞城县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匪首曹永年、王鸿甲等32名人死刑。

这次剿匪行动虽然也缴获了一部电台，可这部电台是军统特务王鸿甲的。

残余的李子义股匪还有一部电台，每个礼拜的星期一和星期五晚上，都有人使用这部电台发报。

匪徒们已经修改了密码本，所以无法破译电报内容。

另外发报的匪徒很狡猾，在黄河故道中有上百个村子，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村子，使用过两次电台。

但狐狸终究有露出尾巴的时候，1951年9月10日夜间，这天是星期一，又到了土匪们例行发报的日子。

侦察员们很快锁定了电台位置。在虞城县和复程县交界处的刘楼村。这是一年多来，匪徒们第二次在刘楼村，使用电台发报。

剿匪部队立即派出刘西轩等几名侦察员，化装成卖月饼的小贩，前往刘楼村以及周围几个村查看动静。

刘楼村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村子周围都被沙滩环绕，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很容易被村民们注意到。

刘西轩化装成卖月饼的小商贩，在村里转了一圈儿，一个叫李亚子的村民，一次订购了40多斤月饼。

刘西轩笑着问李亚子：“家里有多少人，买这么多月饼”。

李亚子不耐烦的回答说：“哪来这么多废话，到时候你只管把月饼送过来，一分钱也不会短你的”。

刘西轩在回去的路上，听战友们说，这个李亚子还在附近的镇上，买了20多瓶酒，四五十斤卤肉。

李亚子年岁不大，家里两个孩子还很小，他的亲戚中，也没有儿娶女嫁的消息，李亚子一次买这么些吃食，其中透着蹊跷。

剿匪部队司令员余克勤听了侦察员们的报告后，当机立断，命令剿匪部队于9月15日夜间，包围刘楼村，请大家过一个战斗的中秋节。

当天晚上，李亚子家灯火通明，匪首方先知，和40多名土匪头目开怀畅饮。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大难临头。

午夜时分，中秋的月亮照的大地一片通明，喝的醉醺醺的匪徒们，脚步踉跄的走出李亚子家的大门。

剿匪部队神兵天将，一声“缴枪不杀”，吓得匪徒们亡魂皆冒。只能乖乖的举起双手。

这次战斗，剿匪部队一枪未发，活捉方先知及以下匪首46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46支。

根据俘虏们的供述，剿匪部队在村南干河床的沙窝里，将藏匿的电台挖了出来。

随着方先知等匪首落网，湖西地区最顽固，破坏力最强的李子义股匪，被彻底剿灭。

其中罪大恶极，被判处极刑的惯匪，就多达616人。

湖西地区恢复了宁静的生活，但有件事一直让剿匪部队耿耿于怀，就是匪首李子义，始终没能抓获。

有人说他跟着李文斋去了台北。

也有人说在微山湖的一个小岛上，见过李文斋。

更有人说，李子义在徐州金盆洗手，改邪归正，做起了正当生意。

但这些传言，后来都被证明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俗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死有余辜的李子义，虽能暂时逃过眼前一劫，可是他的余生，只能在无尽的恐惧中度过了。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会让人感觉生不如死，李子义彻夜难眠时，他是该庆幸，还是忏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