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地形形状比较独特，北部地区基本上以山地为主，南部地区湖泊、河网密集，这样的地形条件，确实不是装甲部队的理想战场，但在1979年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为了提供机动火力掩护，还是决定让坦克部队加入战斗。

坦克部队参战后，表现英勇，在多次战斗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但最终还是由于越南地理环境的原因，给我军坦克部队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受损严重。

那么我军坦克在这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到底损失有多大呢？

当年，法国将越南沦为殖民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作为唇齿相依的两邻国，命运紧紧相连在了一起。

越南共产党的绝大部分老一辈革命者，都在中国工作战斗过，中越两国的共产党人，在为各自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就曾在我国参加过革命活动，越南遭到法国侵略时，刚刚建国的新中国，立即派出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指导越军对抗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帮助越军取得了全面胜利。

法军被赶走不久，美国又来入侵了进来，越南又陷入了战争中。

在越战期间，中、苏两国都对越南进行过帮助，尤其是中国，除了物资援助，还派遣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进驻到越南，帮助越军作战，在越作战三年，有上千名中国军人牺牲在了越南。

另外，中国不顾自身困难，还源源不断的给越南援助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越南抗美抗法期间，中国援助越南折合下来，约有200多亿美元，为支持越南的解放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历史阶段的，同属于社会阵营的中越两国，因为共同的敌人，以及相同的理想信念，两个心紧紧连在了一起，亲如兄弟。

而那时的苏联，一直是中越两国共同信任和仰仗的大哥，但在越南抗击法国和美国期间，由于中国大力无私的帮助，越南也曾把中国视为了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大哥，可是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越南在对华对苏的关系上，开始改变策略。

1972年，中美关系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这让还在继续抗美斗争的越南感到了不安。

1975年，越南终于统一，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依靠苏联的源源不断的援助，还有美军败退时遗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做起拼凑组建“印支联邦”的荒唐美梦。

再加上苏联别有用心的怂恿，黎笋集团便把中国视为了他们实现阴谋的最大障碍，随后在国内搞起了排华运动。

这样还不够，黎笋等人又仗着背后有苏联撑腰，他们又频繁的在中越边境挑起事端，制造了多起武装冲突流血事件。

越南在与苏联越来越亲密的同时，越南党中央的长征、武元甲等亲华派受到了冷落，被靠边站。

1978年11月3日，黎笋等人前往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条约。

越政府觉得签了条约后，就等同于获得了苏联的安全保证，从此便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实施自己的阴谋了，之后越南对我国的侵犯骚扰越来越过分。

面对越南的忘恩负义和得寸进尺，中国政府决定不再继续一忍再忍下去，很有必要对越南发动一场“惩罚之战”。

1978年底，在战争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时就做出决定，无论战果怎样，解放军只要拿下高平、谅山一线，就算达到了发动此次战争的了目的，不得恋战，立即撤军。

而此时的越军，也早有防范，他们除了在中越边境地区，修筑坚固的防线，同时还依次向南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阻击线。

我军在制定作战方案时，本打算使用重炮来达到快速歼敌的目的，但对越南境内的预定作战地区的地形，进行了一番分析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歼敌方式不现实。

随后，军队领导们又通过探讨分析，认为我军突破越军第一道防线之后，再继续纵深发展，这就远远超出了我军炮兵的射程，我们的步兵将无法继续获得保护和支援，这势必会对我军的继续进攻，产生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到了让坦克部队参战。

面对让坦克部队参战这个提议，军队领导们陷入了沉思，因为，大家非常清楚，越南北部地区的地形，是不适合坦克部队行动的。

在抗法抗美的过程中，法军和美军也都曾经尝试过让坦克部队参战，但经过实践证明，坦克部队在越南战场上，根本发挥不了它的优势，起到作用极其有限。

但我军领导人们经过再三衡量，为了在关键时刻给一线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坦克部队参加越战的建议。

既然安排装甲部队参战，我军当然也会对越南的地形环境，进行分析，在进行了一番认真研究讨论之后，我军决定选择62式轻型坦克参战。

因为与其它型号坦克相比较，62式轻型坦克体积较小，轻便灵活。

其实，我军在开发这款62式坦克时，就是为了满足我国南方丘陵山地，以及水网密布地区的作战需求，此时，让62式坦克进入越南参战，也算是找到了用武之地。

可出乎我军预料的是，62式坦克进入战场后，面对敌军火箭弹和机炮的攻击，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多处被轻易洞穿，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它很难对其造成有效的破坏。

当我军的坦克浩浩荡荡的开进越南北部的山区地带时，有着丰富的山区丛林游击战经验的越军，早就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我军的坦克一旦掉入陷阱，就会影响整个车队的行进，而此时埋伏在四周的越军，觉得时机成熟后，就会立即对我军发动攻击。

东溪战斗打响后，我军的装甲部队按照作战计划，认为很快便可以穿越这一地区。

然而，当我军的坦克部队，面对东溪那陡峭的山峰、狭窄的路径，还有越军精心布下的一个又一个陷阱时，顿时明白了什么叫绝望。

面对困难，我军是不可能后退的，只能想办法尝试突破，因此，当我军领头的坦克陷入越军设置的陷阱后，无计可施的指挥官，在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后面的坦克去撞击陷阱中的坦克，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法，为后面的部队清出一条可以行进的道路。

这个办法虽然有效的保证了部队的行进，但我们的坦克部队却损失惨重，可这对我坦克部队来说，还不算最糟糕。

最糟糕的是，当我坦克部队行至兰山口，遭到越军的伏击时，我军却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完全成为了越军的靶子，白白牺牲在了越军的枪口之下。

造成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我军害怕敌人，不敢反击，而是无法反击，这主要是因为，我军的随车步兵，在快速行进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从坦克中掉落下来，就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了坦克上，因此，在突遭敌军伏击时，根本来不及解开绑带，便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东溪这一战，对我军装甲部队的打击太狠了，与敌作战的第一天，我军坦克的受损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与敌作战四天后，我军参战坦克的损耗竟然接近九成，虽然最终获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我军的损失也是触目惊心的。

通过此战，我军也深刻的认识到，传统的装甲战术和装备，还真是无法适应越南的地形环境，我们必须想办法进行更新和改进。

1979年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国几十万的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战争从2月17日发起，至3月5日，打下谅山后，我国立刻发布声明表示，已达到教训越南的目的，我军不再继续发动进攻，开始撤军回国。

随后我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开始有序回撤，而绝不是因为战场的形势对我军不利，才被迫做出迅速撤军的选择。

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从2月17日发动进攻，到3月5日结束战斗，虽然只用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但我军战斗减员人数竟然超过了两万人。

战争结束后，我军对这场战争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反思：

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我军已经有二十年没打过仗，战士们没有经过实战的历炼。因此到越南作战，遇到越军的袭击，明显显出实战经验不足，很容易落入游击战经验丰富的越军的圈套。

再就是，当时我军的指挥和通讯系统，配备不到位，不少连以下的作战单位，都没有配备通讯设备，这使得部队与部队之间，难以取得联系，无法很好的协同作战，同时，在指挥方面也显得非常混乱，这应该也是我军兵力损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这场自卫反击战，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我军的一些致命弱点。

1981年9月，邓公在检阅华北演习部队时，他的讲话稿中着重提到了“现代化”“正规化”这两个词，此后，我军便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正式确立为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

另外，邓公在军队建设理论方面，还特别强调了装备的重要性，随后，我军迅速将超音速歼击机、强击机、新型舰艇等常规武器，配备至部队中。

与此同时，我军还对作战中暴露出的一些弱点，进行了讨论研究，然后再战术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裁军，给军队做了一次“大消肿手术”，引导我国军队逐渐向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

我国军队经过一番大变革之后，军队的精神面貌变得焕然一新。

我军的这种变革，在后来与越军再次交战，收复“两山”、老山轮战、山地攻防作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我军利用改进后的一些战术，对越军造成了非常强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