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1岁了，老家在湖南西部山区。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打工热潮南下至今，一转眼，我已在广东打拼了三十几年。

如今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但心里却没有什么遗憾，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沾染过是非。

因为我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即便有人问及，我也总是以“不知”为由婉言推却。

这并不是我天生寡言少语，而是因为可在心里的那段太过悲惨的教训……

时间回到1984年，那年我刚刚11岁，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吹遍了神州大地，但像我们老家那样的内地山区依旧很闭塞。

我们村里的青壮年们，基本都还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耕种，虽然解决了温饱，但离小康生活仍有漫漫长路。

然而，再贫瘠的角落，总有一些心灵手巧、头脑灵活之人。他们或许看到了别人未曾发现的机会，也许比别人更渴望摆脱贫困，当然，也不乏生活所迫之人。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不经意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出了那个偏僻的山村，去探寻外面精彩的世界。

根叔便是我们村中的一位佼佼者。

从辈分上来说，根叔是我的堂叔。我们两家的祖上是亲兄弟，虽经几代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时已经没有太多亲戚之情。

但由于我们两家的老屋毗邻，所以比别人要多一些亲近感。

根叔没有兄弟姐妹，于是便与我们家的关系愈发紧密。

从年龄上论，根叔比我父亲年轻许多，差不多小了十几岁，但他俩性情相投，时间一长也就像亲兄弟一般。

后来我家建了楼新屋，但也是就近新建的，两家房子还是挨在一起，只是我家地势稍高，不足一米高的石堤上砌着三个台阶。我家前门正对根叔家后门，平日里你来我往，颇为热闹。我们这些孩子就更无拘束，吃饭时也会端着碗去对方家中夹菜。

根叔的父母前几年去世了，那时他还年轻。但他也是村中难得的聪明人，即便父母不在，也能将家中操持得井井有条。

这不，到了年前，他就娶了邻村的村花为妻，也就是我的堂婶。

堂婶名字中有个“谷”字，根叔常唤她小谷，我也会叫她谷婶或者干脆叫婶子。但不管我如何称呼，堂婶总是笑容满面地应答。

我家孩子众多，而根叔家只有他与堂婶二人，于是，根叔经常买些糖果零食回家给堂婶吃。只要我在场时，堂婶也会顺手捏一颗给我，她的善良与美丽，在我心中愈发深刻。

那一年，我们村终于通上了高压电，乡亲们的生活因此多姿多彩起来。

根叔作为村里的脑子好使的人，也紧随时代潮流，买了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

这是我们村的第一台电视机，于是便吸引着大人小孩的目光。每天天黑了，根叔家的里就会人头攒动，邻近的乡亲们都会来他家看电视，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起初一段时间，谷婶非常热情好客，只要来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沏上一杯茶。只是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只好烧一锅冷茶放在桌子上作罢。

就那样，看着看着，邻居们开始有人离开回去，只有我却是那个坚守阵地的常客，每天都会直到屏幕上出现雪花点，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根叔与谷婶深知我的脾性，从没有催促过我。有时，即使他们自己要睡觉了，也仍会为我留下一盏灯，让我一个人继续看着电视。

而当我关掉电视机回家时，总会感受到隔壁卧室传来的隐约声响，虽不明所以，却也在我的心中泛起层层涟漪。

84年双抢结束，根叔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南下打工。

谷婶虽不舍新婚之欢，但也明白生活得艰辛不不易。在根叔的耐心劝说下，她最终同意了这一决定。两人商定，根叔一个人仙去打前站，待过年回来，明年便带着谷婶一起南下广东。

根叔离去后，谷婶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家，除了偶尔照料田地外，更多的时候是请父亲前来帮忙。

然而，她不愿总是麻烦父亲，于是开始寻找附近的村民帮忙。在那个年代，请工已成常态，乡亲们也不需要支付工钱，只要提供三餐和一包烟就行。加上根叔在村里的口碑很好，谷婶又是那般美丽动人，因此请工之事并不费力。

然而，好景不长。根叔离家仅三月有余，村里便突然迎来了两个民警。他们来到我家，向父亲打听根叔的下落。

原来，广东那边发来公函，称根叔因盗窃被抓，腿也被打断。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我们全家都为之震惊。

父亲像民警把根叔家的境遇做了详细的介绍，叹着气说道：“他家里只剩下他老婆一人，孤苦伶仃，女人何其可怜。你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这事儿和她也没关系，咱们暂且隐瞒一阵吧”。

民警离开后，父亲又再三叮嘱我们几兄弟，此事万万不可外传。于是，根叔在广东“牢狱之灾”的秘密，一直未被外人所知。

接下来的日子里，谷婶家的农活繁忙起来。稻田里喷洒农药、山上挖掘红薯、水稻收割谷子，这些重体力活，谷婶只能请人帮忙。

既然是干体力活的，自然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渐渐地，谷婶家变得热闹起来，村里那些单身的光棍们，没事总喜欢往谷婶家跑，美其名曰看电视，实际上，村里已有好几户人家买了电视机，为何偏偏喜欢来谷婶这里看呢？

显然，他们的心思可能还并不全在电视上。

那时的农村，电视机确实还是稀罕物，娱乐节目稀少。男女之间的相处也显得粗犷而直接，大庭广众之下，男女间说说半荤半素的笑话也是常有的事。

那些光棍男人在谷婶家看电视，就像我一样，不到屏幕变成雪花点就不肯离去。有时连我都走了，他们还在那里说笑，说得谷婶脸上泛起一片晕红。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放了寒假回家，看完电视准备睡觉。突然想起刚做的弹弓忘在谷婶家了，于是又返回她家去取。

房间里灯还亮着，但那些男人已经走了。卧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估计谷婶正在洗澡。

我拿起弹弓就走，顺手把灯也关了。刚走出几步，卧室里的水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谷婶熟悉的呻吟声，那声音和根叔在家时一模一样。

我以为谷婶洗澡摔倒了，赶紧又打开灯喊了一声：“谷婶，你是不是摔跤了？要不要紧？”

屋里好一阵没有反应，随后才传来谷婶的声音，说自己没事，只是不小心滑了一下。

我对谷婶颇有好感，于是决定留下来看看情况。我在屋里转着圈，嘴里还说着：“谷婶，你穿好衣服出来吧，我有事和你说。”

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很快谷婶就走了出来。灯光下，她那张美丽的脸庞带着一片晕红。

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也非常担心她扭伤了脚，一边轻声询问：“你似乎连洗澡水都未曾倾倒，是不是哪里扭伤了？我这就去替你提出来倒掉”。

话音未落，我便迫不及待地进屋。只见屋内墙角静置着一只水桶，地面上残留着一圈湿润的水痕，澡盆已经地靠墙放着。我迅速提起水桶，走出屋外，将水倒入门旁的小水坑中。

这时，谷婶略带嗔怪的声音传来，她轻笑道：“我没事的，倒是你，总说有事要告诉我，却迟迟不说”。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先前不过是想让谷婶出来“检查伤势”的借口。可眼下，我又能告诉她什么呢？

我可不愿让谷婶误会我是个说谎之人。情急之下，我只好将前段日子民警来调查根叔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听完我的叙述，谷婶似乎愣住了，眼眶中泛起了泪花。但很快，她便咬紧牙关，坚定地说：“绝不可能是他，他绝不会去做那种事，一定是民警搞错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傻傻地坐着，直到谷婶催促我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谷婶便匆匆回了娘家。直到下午，她才回来照料家中的猪只。原来，她是去娘家找父亲帮忙，让父亲立即前往广东，务必查清丈夫的事情。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谷婶的父亲带着根叔昂首阔步地回来了，我父亲赶紧拉着根叔到一旁询问事情的经过。

根叔笑着解释，他在广东确实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工地上有个与他同名同姓的北方人因为偷钢筋被抓，送进了派出所。

起初，民警也曾到他的工地上调查，但很快便查明了是个误会。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那里埋头干活，如果不是岳父去找他，他恐怕要等到月底才能回来。

根叔的归来让谷婶欣喜不已，她为自己没有看错人而感到骄傲。根叔从包里掏出一大把糖果塞给我，还顺手剥了一颗喂给谷婶。

或许是谷婶和丈夫分别数月，此刻被根叔这样一“撩拨”，不由得就发出几声呻吟，那声音与我那晚听到的如出一辙。

我站在一旁，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糖果，不由得打趣谷婶道：“谷婶，你这是怎么啦？前几天也听到你在屋里这样叫，现在被根叔喂一颗糖也这样叫。”

我这话本是无意之举，却没想到根叔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原本的喜悦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沉得吓人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还是清晰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沉闷，于是含着口中的糖果，匆匆向谷婶打了个招呼便转身离去。

那夜，我首次看着了根叔与谷婶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如果不是谷婶的父亲在场，恐怕二人早已拳脚相向。

岳父定是未曾料想，他跋山涉水将女婿找回来，却不料进门不过数小时，便陷入这般纷扰，只得唉声叹气地带谷婶离去。

临走的时候，他还特意向我父亲打了个招呼，说她们两口子这动静，先带走一个或许更妥当一些。

谷婶回了娘家后，我父亲也是满头雾水，于是便向根叔询问缘由。根叔那倔强的脾气一上来，便脱口而出，指责谷婶不守妇道，还声称这是小关所言，小孩子的话肯定是实话。

这样一来，我父亲回来后，又把我从被窝中拖起，狠狠揍了一顿。

之后之事，便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了。

根叔第二天就离家了，重返广东打工。谷婶知道这消息也是气愤难平，夫妻之间的裂痕由此而生。

根叔一去就是两年多，待他归来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我只知他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与谷婶离婚。

夫妻分居两年之久，谷婶的娘家业乐于见女儿解脱，希望她能趁着年轻再嫁个好人家。

后来，谷婶也离家打工，在制衣厂中结识了临县的一位男子，不久后便嫁了过去。

而根叔却长时间无法走出那段阴影，直到很多年后，他才带着一个外地女子回来成了家，那时的他，已经快40岁了。

自从那事发生后，我心中一直对根叔和谷婶怀有愧疚之感。可惜言出如箭，不知在谷婶心中，是否至今仍对我怀恨在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