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雅集・一位驻日特派记者的笔记|中日关系要长远看

亚太说 2024-06-24 19:30:28

邓小平先生会见中曾根康弘首相,是1984年中曾根首相访华活动的最高潮。中曾根首相到达北京的第三天上午(3月25日),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会见持续两个多小时,比预定的时间延长了40分钟。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厅门口迎接中曾根康弘首相

中曾根首相说:“1979年你来东京时,我们见过面。”小平先生说:“已经五年了,五年不算一个短的时间。那时我75岁,现在80了,再过5年可能就不行了。”中曾根首相说:“看不出你有80。”小平先生调侃地说:“还可以。现在的办法就是少一点工作,保证长寿。”

谈到中日关系,小平先生说:“胡耀邦在东京同你们之间作了一个有远见的决策,就是要实现面向21世纪的友好。但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22世纪、23世纪也要友好下去,是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谁要反对它,我们就要以更加友好的行动来回答他,这件事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件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欢迎你和安倍晋太郎来访。”

小平先生进一步强调:“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该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问题。希望今后交往更紧密一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是10年20年的事情,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日两国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中日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意义。”

小平先生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小平先生继续说,“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中日两国要友好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细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曾根康弘首相

谈到中日经济交流时,小平先生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当然,总的发展是满意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不够。”“应该说,我们的确得到了你们不少帮助,但是,问题是,民间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和合作还很不够,很不充分。”“考虑到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双方都要看得更远些,更广些。”“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在沿海各地搞一些特区,特别欢迎日本方面参与。”

小平先生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本世纪末翻两番是不是可能?提出目标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谈到这里,小平先生说,“提出翻两番还有个故事。1979年,大平首相来北京,他问我,你们搞现代化建设具体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考虑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当场有一分钟左右没有回答,想了一想,当时我们国民所得250美元,经过20年,翻两番是1000美元,1000美元并不多,不算高,叫小康家庭,这个小康家庭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都是我同大平先生谈话时说的,是这位朋友启发我们得出来的。”中曾根首相说:“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今后每年增长7.2%才行。”小平先生回答说:“7.2%分两个阶段,即前10年和后10年。前10年6.5%就可以了,主要是为后10年打基础。为此,要在四个方面加强努力,即能源、运输、原材料和人才建设。从现在情况看,前三年还算顺利,农业很好。我们不是担心前10年,而是后10年的准备够不够?下一个10年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资金不足,没别的出路,只有采取开放。为什么总跟你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你多出点力。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你们要推动企业的积极性,你们政府的贷款还是太少,你们企业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你们落后于美国。”

中曾根首相在谈话快结束时说:“昨天我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周总理在巴黎的合影,其中有阁下的身影,你那时的样子和现在一样。沉浮沧桑,你为中国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大会在巴黎的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小平先生笑着回答:“我当年只有19岁,从18岁参加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搞成功,任何考虑都没有,经过的历程也是艰难的。就我个人来说,1927年回国,27年底就当上了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有能力和知识,但也干下去了。29年领导红七军广西的百色起义,从那以后,一直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曾根首相又问:“从长征到延安,到新中国成立,阁下最感到痛苦的是什么,最高兴的是什么?”

小平先生吸了一口烟,平静地说:“最快乐的是三年解放战争。当时,装备很差,是以弱对强,以少对多,但都是打胜仗。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都是高兴的。也有失利,这是痛苦的,我也有责任,我不是一般干部。1956年我当总书记,是七个领导人之一。‘四人帮’之后,我又出来工作了几年,七年来,没犯大错误,但是究竟怎样,过了八十,是不是犯错误,就难讲了。这评价就不是我的事了,是历史的事。”

我亲临了邓小平和中曾根康弘两位伟人的历史性会晤。

张云方

1943年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历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记者,人民日报社驻日本特派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局负责人,国务院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秘书长,中国徐福会会长,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徐福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日陕西协力会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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