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16日，时任上海防司负责人的王智涛将军接到了一纸紧急命令，纸上只有寥寥数字，让他立刻前往陈毅的办公地点“汇报工作”。

接到“任务”后，正专注于防空军工作的王智涛不敢怠慢，以为陈总又给他下达了一个艰巨的秘密任务。

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陈总办公地点的房门前，王智涛抓起身旁的文件袋，与门卫点头示意后，推门进入了陈总的办公室。

刚一进门，王智涛就感觉气氛有些“诡异”，只见陈老总断坐在办公桌后，用犀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随后便开口质问道：“王智涛，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老虎，有人举报你在接待苏联顾问的时候贪污公款。”

此言一出，王智涛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回答：“我不是老虎，没有贪污。”

陈毅哦了一声，继续厉声问道：“那你敢不敢拿党性和你的脑壳担保？”

“敢，当然敢！”

听到王智涛斩钉截铁的回答后，陈毅严厉的面孔变得温和了许多，说道：“这么说，你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啦？”

“是！我一分钱也没拿，接待苏联顾问的账目，每一笔开销都清清楚楚。”

陈毅点了点头，补充道：“你的为人我是相信的，既然你没有做过，那自然身正不怕影子斜，现在有人举报你贪污，毛主席亲自过问这个案子，点名让你去北京接受调查，我已经在主席面前打了包票。”

陈毅顿了顿，继续讲道：“到了北京，把你那留学生的脾性收一收，组织上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好好接受调查，期待你的回归。”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陈老总会对王智涛如此信任，两人之间又有怎样的将帅情谊，那桩所谓的“贪腐”案件的来龙去脉又是什么。

1906年4月22日，王智涛出生于河北省沧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家中只有薄田三亩。

收成好的时候，尚能勉强度日，一旦碰上灾年，父亲就只能去地主家打短工，母亲则出门给大户人家当佣人，赚几个小钱，维持生计。

少年时代，王智涛喜欢读书写字，但家中的条件不允许他外出求学，幸运的是，王智涛的一位儿时伙伴的父亲是当地高小的校长。

他看王智涛家境贫困还一心想读书，出于同情，便与王父商量，让他白日念书，晚上住在校长家里打点零工。

在这位热心校长的帮助下，王智涛顺利完成了高小课程，打下了不错的文化底子。

高小毕业后，王智涛本想继续读书,但糟糕的家庭条件堵死了他求学的道路，为了维持生计，年仅12岁的王智涛背井离乡，来到天津铁路工段当炉工，小小年纪的他挥舞着和自己体型相仿的铁锤和铁铲，赚取微薄的薪水贴补家用。

时间来到了1919年底，华夏大地正处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空有民国之名而无其实，地方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纷纷招兵买马。

彼时，冯玉祥将军统领的西北军正在直隶征兵，王智涛的工友听说征兵的消息后，劝他去冯玉祥的军队里闯一闯，谋一份差事。

毕竟王智涛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再这么干重活下去，身体多半是要垮了。

于是，王智涛辞了工，在大年初三的那天赶到了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招兵处。

起初，招兵处并不打算招募这位过于“年轻”的小兵，但架不住年少的王智涛苦苦哀求，幸运的是，当时负责招兵处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未来在抗日战争上一展中国军人之骨气的张自忠。

张自忠见这个娃娃有决心，又有文化，是个“小秀才”，于是破例招募的王智涛，让他给自己当勤务兵。

对于王智涛而言，军中生活是快乐的，彼时的西北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是一支军纪严明，人心稳固的“新旧式军队”。

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新旧式军队”，是因为和其他军队相比，西北军军纪严明，冯玉祥本人爱兵如子，作战能力较强是为新。

而这个“旧”字，意味着此时的西北军，仍有浓烈的军阀主义和封建残余，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军队。

而对于冯玉祥本人而言，他将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对西北军的建设上，试图将这种军队改造成真正的国之利器。

然而，由于缺少科学的治军方式，冯玉祥只能依靠自己的个人威望和严苛的军法，在当时的西北军内部，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只要稍微犯了点些许错误，轻则杖责，重则枪毙。

而且有时候，西北军的军法不分皂白，上来就先打你一顿。

长此以往，将士们多少带点怨言。

为了改变这一尴尬的境遇，冯玉祥决定对部队进行现代化的改革，适逢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筹备消灭军阀的全国范围的革命战争，并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之一，自然也拥趸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也意识到西北军内部的问题，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既然已经确定了联俄的基本方针，那就干脆从队伍里挑几个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才俊，送到苏联那边好好的深造一下。

而高小毕业，又在张自忠身边干了多年勤务兵的王智涛自然从一群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前往苏联的西北军将士中的一员。

此时的王智涛，在经历了数次大战的洗礼后，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出色基层军官，在日常工作中，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宣侠父与刘伯坚，从他们那里接触到了先进的马克思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1925年8月，带着冯玉祥将军的期盼，王智涛和战友们登上了火车，来到了红色革命圣地莫斯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留洋生涯。

在苏联留学期间，王智涛除了接受军事课程外，还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渐渐地，他的心中慢慢升起了一股使命感。他想为国家和民族，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然而，此时的苏联中国留学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党内的右派势力迅速抬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反革命宣传，将三大政策抛之脑后，以旧三民主义取代新三民主义，攻击共产党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

为了反制右派的攻击，在苏联留学的共产党人与右派展开了论战，而像王智涛这般政治立场尚未确定的中间派也成为了国共双方的争取对象。

如今的王智涛，思想觉悟早已来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对国民党右派在此国民革命关键时刻的突然发难深感不满，对中国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果断站在了共产党的这一边。

王智涛的预感是正确的，1927年3月，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和北伐军里应外合，成功占领中国的经济中枢——上海。

然而就在1个月后，北伐总司令蒋介石在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苏联后，立场不同的学生矛盾开始迅速激化，斗争愈发白热。

右派的倒行逆施令王智涛下定了决心，加入了党组织，正式启动了自己的革命斗争之路。

1933年5月6日，王智涛辗转多地来到了中央苏维埃的首都瑞金，通过政治审查后，王智涛立刻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起初，王智涛想到前线去，指挥部队和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但在他向刘伯承提交上前线的申请后，却收到了拒绝的回复。

在刘伯承看来，王智涛虽然军事素养出众，但毕竟是初来乍到，对中国革命形势和红军作战方式还不熟悉，必须要有一个过渡熟悉的过程，不然赶鸭子上架，很容易出现纰漏。

除此之外，彼时红军在苏区开办培养军事人才的红军学校，但教员实在太少，而像王智涛这样的海归精英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让王智涛在红军学校做教官，一方面能加深王智涛对红军队伍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能为红军培养更多合格的指战员。

对于刘伯承得提议，王智涛欣然接受，在红军学校任职期间，王智涛主要负责步兵科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战斗和基层指挥人员。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大幅度提高度中央苏区的空袭频率。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空袭，保护苏区战士和百姓的生命安全，王智涛奉命组建了红军第一支防空部队，并亲自设计了高射机枪的改装配件，在防空对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此后，王智涛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成为革命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为了给自己重夺权柄之旅铺路，蒋介石决定用空军对经济中心上海进行大规模轰炸，妄图摧毁新中国的经济命脉。

为了保住新上海不被蒋伪政权的空军骚扰，中央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请求苏联空军协助拱卫上海，一方面抓紧进行防空军的建设。

王智涛作为人民军队防空军的第一人，自然成为了拱卫上海的不二之选。1950年3月，王智涛来到了上海防司，负责上海地区的防空工作，和苏联空军并肩作战。

1950年5月，王智涛在原有防空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配有新装备的雷达营，将其分成三部分，部署在上海市的市区，近郊和远郊，组建了一张精密准确的情报收集网。

搭建了完善的情报搜集系统后，王智涛又马不停蹄地建设临时航空学校，安排部队跟随苏军进行训练。

在王智涛的统筹安排下，战士们迅速克服了各种难关，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全掌握了苏军战斗机的维护和飞行技巧，进步速度之快令苏联教官瞠目结舌。

在建设上海防空军期间，王智涛作为陈毅陈老总的下属，一直兢兢业业。在各项军事建设事务上，陈毅也给予了他大量帮助和支持，并在他迷惘的时候，成为他的人生导师。

当时，苏联巴基斯基混成集团军进驻海后，中苏双方都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队伍纪律，苏军规定，全体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营区。

中方则规定，苏军营区交由中方警卫，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闯入。

几千苏军士兵整天困在军营，业余生活几乎没有，不少人心生怨言，于是苏军负责人向王智涛打了个申请，希望王智涛能帮助苏军部队建一个军队俱乐部，配上电影放映机和运动设施。

收到苏军的申请后，王智涛比较为难，毕竟当时情况特殊，防空军又刚刚建立，手中的经费本就不多，自然要将钱花在钢刃上。

陈毅得知此事后，特意叫来王智涛，告诉他苏联军队的到来是处于国际主义精神，是共产主义的战友，经费的问题交由他来处理，一定要让这群不远万里来保卫上海的国际战士们拥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对于这群苏联士兵，陈毅对他们很是关系，经常看望这些在异国他乡为人民而战的英勇战士，苏军负责人巴基斯基曾对王智涛说：“陈司令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要知道在苏军，这样军区首长我们根本就见不到。”

从陈毅那里，王智涛学到了很多，在后续的工作中，王智涛依样画葫芦，和苏军航空队配合无间，成功击退来犯的蒋伪政权的军机，在保卫大上海的行动中尽出自己的责任。

然而就在王智涛防空军建设工作一片大好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险些改变了王智涛的命运。

1952年4月16日，陈毅找王智涛谈话，告诉他有人举报他在接待苏军的活动中贪污公款，金额巨大，毛主席亲自下令严查此事。

要知道在两个月前，天津刚刚枪毙了两个贪污犯典型——刘青山与张子善。王智涛自己并没有贪腐罪行，但在那个大规模反腐的背景下，人总归是要紧张一些的。

陈毅其实也了解王智涛，经历过战争的老革命，又是在苏联接受过政治教育的真海归，哪有那么容易就被糖衣炮弹所打倒，那封所谓的举报信，多半是王智涛平时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一些宵小之辈。

从陈毅那里吃了一颗定心丸后，王智涛动身前往北京，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他顺利通过了组织上对他的审查，旋即回到了上海。

1952年9月，王智涛被任命为防空学校校长，在前往南昌就职之前，王智涛前往陈毅办公室向老上司告别。

一见面，王智涛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喷涌而出，毕竟在他被“千夫所指”的时候，是陈老总为他打了包票，是陈老总为他负责。

陈毅见状，说道：“今天我见你，可不是来听你那几句客套话，临走之前，我希望你能听完我说的话。”

陈毅看了王智涛一眼，说道：“智涛同志，我知道你对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有怨言，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千万不能心存不满，我们这些人的一生都交给了党和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己受点小委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紧接着，陈毅又补充道：“被冤枉，不被别人理解，一个人在角落里委屈地掉眼泪，不仅你有，我当年也有这种情况，当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坚持党性，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做任何工作都要实事求是，不昧良心，要是能做到这几点，再大的风浪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听完陈毅的教诲，王智涛点了点头，背上行囊来到了南昌，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在此后的十数年间，王智涛谨遵陈老总的教诲，在防空学校校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军事素养过人的防空战士和军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桃李满天下”。

1999年6月19日，王智涛将军因病逝世，享年83岁，从贫苦工人出身的旧式军队中的尉官，到身经百战的革命将军。王智涛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

在他人生的迷惘之际，陈毅以上级和老师的身份为他指点迷津，帮助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佳的行进方式，两人的将帅情谊，着实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