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氓在1981年秋天“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到南京雨花台悼念老朋友、老上级项英。到雨花台后，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慌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这首诗为项英伤怀，为项英鸣不平，这首诗有悖于中央“皖南事变”后《关于项袁的错误决定》文件精神。所以被中央书记处约谈，李一氓以后出言谨慎，不再公开场合谈及项英。回忆录有也不提这首诗。为何李一氓对项英深情缅怀呢？
项英作报告
作为当时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和军法处长突围过程中，也是历尽艰险，好不容易突围出来。而且突围过程中的一个难友在特殊年代被红ｘ兵小将诘难，胡乱攀咬，把李一氓和“杨、傅、余”事件中的余立金说成“皖南事变”中突围时被蒋军抓住叛变了。
李一氓因此被关了五年。
李一氓曾是主席的秘书。他在回忆录正文中丝毫没有提及。不像有的人是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与主席的关系，好像主席身边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比如，有人专门写主席的故事名利双收。而李一氓却从不主动提起他与主席的有这层关系。说明李一氓对主席缺少亲近感，或者说不对脾胃。
但是，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却提到，他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局长邓发），同时暂时兼做《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李一氓提到，当时项英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而且是绝大部分，李一氓笔下，项英绝不是工人出身向忠发式的大老粗。
周公与项英叶挺合影，立促“将相和”
当时这个刊物草创之初，人员不多，物资缺乏。李一氓有什么困难之处，就去到叶坪去找项英解决。项英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对李一氓的困难有求必应。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从没有对主席有这般温馨的回忆。
李一氓还提到，解放军建军节八月一日，也是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项英于1933年正式发布的。
李一氓认为，造成“皖南事变”那样悲惨的结局，责任也不全在项英一人。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叶挺）在皖南曾给李一氓亲笔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个人的关系。他（叶挺）说，居士不适合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 ，就是暗示他（叶挺）一个非党员不适合当新四军军长。”
把叶挺留在党外是延安总部的考虑，认为叶挺不是组织成员，有利于与蒋军打交道，特别叶挺与三战区的顾祝同同是保定军校同学，斡旋起来比项英方便的多。
可是没有考虑到对内。“山头”自红军就存在，一个“山头”的人到另一个“山头”，总有无形拘束。项英的未亡人被八路军来的张爱萍追求，就有人说：他（张爱萍）一个外来的，竟跟我们抢媳妇。
新四军一开决策会议，叶挺只得到别处溜达溜达。因为他不是组织成员，无权参加会议。这一点给他很大的刺激。一直念念不忘。以致抗战胜利后，被释放时，沈醉问他：出狱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叶挺说，他要加入组织。
叶挺对新四军来说，是个“空降”外来户。他这个军长没有根基，唱“独角戏”。“百户坑会议”中，叶挺主张一鼓作气打出去的意见，周子昆、袁国平都不做声，只听犹豫不决的项英裁定。
贺老总手下的廖汉生、贺炳炎初到彭老总麾下，彭老总指挥也是不顺手，经贺老总严厉训斥后，廖、贺两人对彭老总的命令，坚决服从不讲条件了。
在李一氓回忆录中提到当年给中央的报告：我军行动迟缓的原因，（一）“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而叶希夷（叶挺）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蒋军三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挺）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挺）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训斥电报到来后，同时得到情报（蒋军）四十师已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不知何故，一月四日才出发。当天大雨，清弋江水涨，工兵搭浮桥又耽误时间，军部走错了路，五日又大雨，六日晚才行动，敌人已部署完毕”。
李一氓与张爱萍
在项英决定私自“突围”时，“项英一手拉住袁国平，另一只手伸过来拉住李一氓，一言不发，继续向里谭仓方向前进，几个警卫员跟在后面。
……李一氓认为项英要私下突围了，便问：“叫过老叶没有？叫过，老叶不来。”
李一氓说：我不同你们一块走。
项英说：你怎么办呢？
李一氓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得带几支枪在身边。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把几个干部打救出来。我想把军法处、秘书处一些人及电台胡立教带出来，从铜陵、繁昌过江。
项英说：好吧！项英表示赞同，并同李一氓握手告别。
四十年过去，虽然项英确实拖拖拉拉窝在皖南行动迟缓，以致新四军军部及部队损失惨重。可是，项英临走不忘李一氓这份情义，李一氓还是念念不忘。
因为特殊年代里，被攀咬成叛变，事实搞清楚了，还是不放人，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对主席难免腹诽。
对项英的怀念，也在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