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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手下一悍将，23岁就当上军长，被主席称为“不世之才”。第一次见毛主席居然拿着长枪，为何到东北后高开低走，55年授衔仅为中将？此人是谁？

程世才，一个湖北贫困家庭的孩子，童年受地主压迫，生活艰辛。这种经历深深激发了他对地主阶级的憎恶，渴望着反抗。

1930年，正值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在中原大战的时候，而红四方面军却在不断壮大。就在那一年，年仅18岁的程世才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然而，1932年，蒋介石始终不放过红四军，不断追击。红四军围困之后再次面临围剿，当时正从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而在途中，他们遭遇了敌军14军卫立煌部队的三面夹击。在这场战斗中，红四军的团长吴云山壮烈牺牲，红四军陷入了极其危急的境地。

这次，可谓是红四军生死攸关的时刻。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程世才挺身而出，率领着大刀队冲向敌阵。

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团成功突围，但程世才却身负重伤。第二年，面对胡宗南、刘茂恩和川军田颂尧组织的“三路围攻”，程世才率领着红33团，与红11师一道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这场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歼灭了敌人13个团，逼退了万余人。

在徐向前这位平日里一向严肃的人也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感慨地说道：

“程世才真是厉害啊！一个团长竟然有如此战略眼光，想要吞噬敌人13个团，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程世才的英勇事迹引发了广泛的赞誉，他所率领的红33团更是声名远扬，先后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了“攻如猛虎团”和“夜老虎团”的光荣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英勇的肯定，更是对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的高度赞扬。

1935年，为了协助中央红军成功渡过波澜壮阔的淩江，程世才率领部队奋勇向前，率先行进至剑阁，提前与红一军会师。年仅23岁的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成为了军长，而他的搭档，红30军的政委则是李先念，后来更成为了国家的主席。

同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主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提出要与红30军的干部们见一见面。程世才自参加革命以来，就一直对毛主席充满敬仰，渴望一睹主席的风采。没想到，二人竟在这里相遇。

徐向前向毛主席介绍着众人，毛主席则亲切地与每位干部握手，并详细询问了他们诸多问题，包括部队的现状、是否有掉队情况、各连的人数、战士们的士气如何、生活供给情况以及休息状况等等。毛主席的关切与亲和，让众人备感温暖与鼓舞。

程世才不曾想到，毛主席竟如此随和，与他相处仿佛沐浴春风般舒适。年轻的程世才23岁已经成为军长，毛主席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欣赏和赞美。

毛主席看到程世才身为军长，竟随身携带一支长枪，颇为不解，于是询问其缘由。徐向前解释说：“程世才同志虽是军长，但仍在一线作战，总是冲锋在阵地最前沿，因此一直携带步枪。”

毛主席听完解释后，笑着点了点头，并重重地握了一下他的手，鼓励他继续加油。

随后，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决定以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而打通北上通道的关键一仗就是包座战役。这一决策，也意味着程世才将率领着30军担任主力执行此次任务。

程世才指挥着包座之战，成功歼灭了胡宗南一个师，为红军北上打通了一条通道。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彰显了程世才的军事才华，也为红军的进一步行动铺平了道路。

1936年，红30军和其他几支部队，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约2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了西路军，开始了远征河西走廊的征程。

在西北马家军的残酷压迫下，加之缺乏后援支持，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严寒的冬日里，程世才和先念同志带领着红30军余部1000多人，经历了43天的艰苦跋涉，最终抵达了星星峡。他们所付出的牺牲和艰辛，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而程世才，也成为了西路军中唯一幸存的一位军长。

程世才的战斗勇猛，成为了红四方面军众多高级将领的标杆。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红30军政委先念同志这样评价他：在战场上，程世才气势如虎，带领部队前进时总是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就如同一头出山的猛虎，不可阻挡。

在抗战期间，程世才肩负着萧克所率领的冀热察挺进军的参谋长职责。这个阶段，他的才华和胆识得到了充分展现。但随着解放战争的来临，程世才的军旅生涯踏入了新的篇章。

东北战场上，程世才先后担任辽南和辽东军区的副司令员，以及3纵军的司令员。而当“旋风司令”韩先楚接任3纵司令员后，程世才被调回到二级军区，分别在安东和辽西指挥着独立支队，负责开拓和建设解放区，保障供给等重要任务。尽管这些并非解放战争的前线指挥岗位，但程世才依然积极投身于解放事业。

然而，冀热察挺进军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久后被撤销。程世才回到了陕北，担任了抗大分校的校长职务。随后，他又在党校四部担任副主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与一些战友在战场上辉煌的业绩相比，程世才的光芒似乎稍显黯淡。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揭示了程世才离开一线指挥位置的原因。据一位开国中将回忆，1945年10月，罗荣桓元帅率领山东人马进入东北辽南，而当时程世才担任辽南人民军的司令员。他对罗荣桓进行了一番莫名其妙的盘问，询问他的年龄、籍贯以及过去的工作经历等。面对这些问题，罗荣桓一一作答。

这种盘问让在场的人感到有些不解。因为罗荣桓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佳，中央还要求他尽快前往沈阳。于是，罗荣桓向程世才解释了情况，并希望他能派几辆汽车将他们送往沈阳。

据这位中将回忆：见到程世才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印象，架子大，态度傲慢。

对于程世才是否拿架子，也是无可考证，毕竟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每一个人打招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同。有些人不善言辞，说话生硬，内心一番热忱，如果不长期接触了解，很难对一个人能有一个客观的评论。

在我军初入东北的特殊时节，这个仔细盘问是有必要的。

以罗荣桓的心胸和气度，也断不会为因为这件小事就长期怀恨在心，事实上，程世才后来还多次被罗荣桓表扬过。

1950年，随着中共中央组建公安部队，毛主席开始为选定正司令而烦恼。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心思，提出了一个名字——程世才。

毛主席对此人有些陌生，迫不及待地问：“程世才是谁？”周总理提醒道：“就是我们前几天提起过的不世之才！”毛主席立马震惊：“是他？行，就他了！”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程世才作为罗瑞卿的得力副手，承担起公安军的实际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个一级勋章”。

毛主席对程世才如此信任，究竟是为何？

毛泽东在《回忆录》中对程世才做了一个中肯的评价：“程世才虽然文化不高，但令人疑惑的是，他竟然潜意识里，能够分清主次矛盾！”这种能力在革命时期至关重要。

194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用地道的湘潭腔发表讲话。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那个语言不通的时代，开国先辈是如何与队友交流的呢？

程世才作为一个有发言权的开国中将，解答了这个疑惑：“我是来自湖北的，是一个大悟人。平时开会我都讲大悟话，旁人就算听不懂，那也得适应，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用来统一语言。”对于他来说，解决主要矛盾才是关键。

可见，程世才和毛泽东一样，懂得抓主放次，懂得取舍。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够促使革命事业蓬勃发展。

程世才是一个“学无止境”的典范，即便到了晚年，他依然不懈地追求知识。与马鸿奎等人不同，程世才从未停止学习。他深知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弥补短板，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旦升官就陷入享乐之中。

程世才不仅在学术上勤奋钻研，他还懂得孝顺父母。在程世才的生平事迹陈列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上面留有浅浅的折痕。

这张照片记录了1937年的一幕，当时程世才远在延安，思念远在大悟的父母，特地拍下这张照片报平安。为了避免信件被日伪军拦截，程世才将信中的“延安”改为“西安”，只为了能够安心地告知父母自己的平安。这份孝心，也是程世才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与担当。

在罗瑞卿和程世才的领导下，公安部队肃清了全国各地的匪患，加强了部队的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和条件。他们的辛勤努力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1957年，公安军番号被撤销，程世才再次回到东北，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两年后，他调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从此一直奋斗到退休，整整23年的时间里，为我军的机械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0年11月15日，开国中将程世才病逝，享年78岁。他的离世让许多老战友感到痛惜，称他为“战略中将”。

李先念是他的老战友之一，他在一篇名为《痛悼程世才同志》的文章中写道：

程世才“头脑清晰，性情豪爽，作战勇敢，虎虎有生气”，“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智勇兼备，能攻善守，屡建奇功，是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

李先念对程世才的高度评价，足以窥见他将军的非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