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解放西藏，毛主席原打算让彭德怀从北面入藏，由第一野战军负责解放西藏，可是彭德怀给毛主席发电报说，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多，完成准备工作需要两年时间，彭德怀一向不叫难，他说困难，那就是真的非常困难。

1949年11月23日，中央把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西北方面研究办理。彭德怀没有马上排部队、定出发日期，而是先让人把路线弄明白。打了这么多年仗，他知道，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根本代表不了真实行军难度。
负责调查的范明很快着手了解青海、新疆入藏条件。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清楚：如果只是少数人员进入，办法可以想；可要让成建制的大部队携带装备长期向前推进，问题完全不一样。
最大的麻烦就是运输。
从南疆进入藏北，要经过昆仑山一带；从青海玉树方向继续向西，同样是高海拔、高寒、人口稀少地区。那时候不要说完整的公路网，有些路段连适合大批牲畜和车辆长期通行的道路都没有。
而军队不是人走过去就算完成任务。
一个战士每天要吃粮，马匹、骡子需要草料，部队还要带药品、武器、弹药、被装。几万人向前走一天，后方就得往前送一天。前进几百公里以后，运输队自己也要消耗粮食，补给压力会越来越大。
更麻烦的是季节。
调查发现，部分北线通道一年真正适合行动的时间很短。天气一冷，大雪封山，许多地方通行能力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即使前面部队已经出发，后方一旦被天气截断，粮食和物资送不上去，前线就很难长期维持。
所以彭德怀看到调查结果后，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普通困难处理。
1949年12月30日，他向中央说明实际情况：青海、新疆方向进藏困难很大，如果仍由西北承担主要任务，需要先在和田、于田、玉树等地屯粮，修筑道路，建立补给条件，整个准备过程大约需要两年。

这里的“两年”很关键。
它说明北线并非完全走不通，而是短期内承担主力进藏任务并不合适。要先修路，再囤粮，还要解决沿途运输站、人员适应和物资储备问题。等这些准备全部完成，时间成本已经非常高。
此时，全国形势变化很快。成都战役已经结束，西南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从四川向西展开行动具备了新的条件。于是中央重新比较两套方案，问题就变成了：既然西北要准备两年，能不能换一条更快形成行动能力的路线？
答案很快出来。
1950年1月2日，中央决定由西南局承担进军西藏和相关工作的主要任务。几天后的1月6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进一步确定，由第二野战军第18军承担这一任务。
第18军原本并不是专门为高原作战组建的部队。任务落下来后，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要解决的第一件事，仍然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把部队安全送进去。
川康方向虽然比北线更适合作为当时的主攻方向，可条件一样艰苦。
四川西部再往前，就是横断山区。山岭一座接一座，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横在途中，许多地方车辆无法直接通过。于是进军西藏从一开始，就和筑路、运输绑在了一起。
部队边向西开进，后方边筹集粮食、牲畜和运输力量。汽车能够走到哪里，物资就先运到哪里；再往前，就换成人背、马驮、牦牛运输。高原缺氧、天气变化快，过去平地上一天能走的路程，上山后可能要花几倍时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择从西南进军，并不意味着西北方向从此退出。
中央后来形成的是多路配合的布局，以西南方向为主要进军方向，青海、新疆、云南等方面承担配合任务。原先西北已经展开的调查、人员准备和联系工作，也继续发挥作用。
真正决定局势的重要一步，发生在1950年秋天。
此前中央一直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同时第18军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到当年9月，昌都战役方案获得批准，目的之一就是打开进藏通道，为继续争取和平解决创造条件。

10月，解放军从多个方向行动。第18军主力从川西方向推进，青海、云南方面也进行配合。作战的关键不是简单向昌都正面推进，而是通过多路行动和迂回，切断守军向西撤退的通道。
昌都战役结束后，形势发生明显变化。通往西藏腹地的重要门户被打开，军事上的准备与政治上的谈判开始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1951年，和平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当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此后，进藏部队按照协议和中央部署继续向拉萨以及其他地区前进。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从1949年11月底到1951年10月，前后不到两年，但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从一野换到二野”。
背后的关键，是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主攻方向。


站在今天回看，那封1949年12月30日的电报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却影响了随后主力进藏方向的选择。

真正艰难的地方，也恰恰不是打赢一场仗，而是在几乎没有现代交通条件的高原上，把人、粮、装备和道路一寸一寸向前推。只有把这层背景看明白，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会改变最初部署，又为什么第18军后来承担了主力进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