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一列南下的火车穿过皖北平原，车窗外结着薄冰。车厢里坐着一个白发老人，盯着窗外发呆。

他叫李建国，那年刚满六十三岁，头发却已经全白了。这趟车是从蚌埠开往广州的，慢车，走走停停，晃荡了快二十个小时。旁边座位上的年轻人啃着干馒头，偶尔瞥他一眼，大概觉得这老头怪可怜的——大冷天一个人出门，连个送行的都没有。可谁也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人，口袋里揣着一封改变命运的信。

信是他儿子从深圳寄来的，字迹潦草，只有短短几行：“爸，这边机会多，您来看看。别舍不得花钱，我给您买了卧铺票，结果您自己给退了换成硬座，这事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李建国把信折了又折，塞进内衣口袋。他不是舍不得钱，他是怕。怕什么呢？怕到了深圳，发现儿子说的那些“机会”，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画的饼。他这辈子见过太多画饼的事了。

火车过了韶关，窗外的景色慢慢变了样。皖北冬天的灰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绿色。香蕉树、甘蔗林，还有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在薄雾里摇摇晃晃。李建国年轻时当过兵，去过不少地方，可广东这地界他还是头一回踏足。车厢里的气味也变了，潮乎乎的，带着一股甜腻腻的花香。他把外套脱下来叠好，心里嘀咕：这地方，连冬天都是湿的。

到广州站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李建国拎着那个帆布包，跟着人流往外走。站前广场上乌泱泱全是人，有人举着牌子接站，有人蹲在地上吃盒饭，还有几个穿喇叭裤的小青年叼着烟，眼神贼溜溜地扫来扫去。他找了根电线杆靠着，点了根烟。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他眯着眼看这座陌生的城市。

说实话，那一刻他心里是发虚的。六十多岁的人了，一辈子在国营厂里待着，突然跑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来，算怎么回事呢？厂里那些老伙计要是知道了，准得笑话他：“老李啊，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啥？”可他心里清楚，不折腾不行了。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工资拖了三个月没发，儿子在深圳租的房子才十几平米，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他这个当爹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在南方吃苦受罪吧？

抽完烟，他问了个路，坐上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车子破破烂烂的，发动机轰隆隆响，车窗关不严实，风灌进来吹得人头疼。旁边坐了个中年人，操着一口四川话，说是去东莞打工的。两人聊了几句，那四川汉子听说他要去深圳找儿子，咧嘴笑了：“老爷子，您儿子有出息啊！深圳那边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干，饿不死人的！”李建国没接话，只是笑了笑。他心里想的是：黄金？哪那么容易捡。可这话他没说出口，说出来太丧气。

到了深圳，天已经黑了。李建国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七拐八拐找到儿子住的地方。那是一栋农民房，楼梯窄得只能容两个人侧身过，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灯泡昏黄昏黄的。他爬上五楼，敲了敲门。门开了，儿子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眼眶就红了。父子俩谁也没说话，儿子把他让进屋，转身去厨房煮面条。李建国坐在那张吱嘎作响的折叠床上，打量着这个家——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煤气灶，墙上贴着几张港台明星的海报。这就是年轻人的梦想吗？他不知道。

那天晚上，父子俩聊到很晚。儿子跟他说自己在电子厂上班，一个月挣八百块，比老家强多了。还说深圳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都是机会，只要肯学，不怕没出路。李建国听着，时不时点点头。他看着儿子瘦削的脸庞，想起这孩子小时候在淮河边摸鱼的样子，那时候多快活啊。可现在呢？为了省钱，一天三顿有两顿是挂面。他心里酸得很，可嘴上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儿子去上班了。李建国一个人在街上溜达。他看到路边有人在摆摊卖早茶，一笼虾饺卖三块钱，他犹豫了半天没舍得买。后来他走到一个建筑工地旁边，看到一群工人正在打地基，有个工头模样的人拿着图纸比比划划。他凑过去看了两眼，那人回头问他：“大叔，找活儿干？”他摇摇头，笑着说：“我就是看看。”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这座城市确实遍地是机会，可机会从来不会主动砸到你头上。你得弯腰去捡，得伸手去抓，得拼了命去争。他想起儿子昨晚说的话：“爸，咱们这一代人，不能光靠等。”是啊，等是等不来的。他在厂里等了半辈子，等来了下岗通知。现在到了深圳，还能再等下去吗？

他掏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这次他没再犹豫，大步朝儿子工厂的方向走去。他想好了，哪怕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帮儿子做做饭、洗洗衣服也行。总不能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眼睁睁看着孩子在南方孤军奋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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