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解放后,一个放牛奴瘸着腿,冲进了解放军驻地,对哨兵说:“我是失踪十二年的红军副营长,现在要归队!”
这个人叫廖永和。
十二年前,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副营长。
一九三七年,河西走廊的倪家营子阻击战打了七天七夜。
他带着弟兄守西阵地,增援高台的命令压在肩上,半步不能退。
第六天夜里巡查,一颗冷枪子弹穿进他的左腿肚。
血浸透绑腿,他咬着牙缠上布条,接着指挥战斗。
大部队往祁连山转移时,他的腿已经肿得发亮。
雪没过小腿,每走一步,伤口都像被刀割。
走到一道山梁,他脚下一滑,滚下了山沟。
等他从雪堆里爬出来,队伍已经没了踪影。
他扯着嗓子喊,喊到嗓子出血,只有风雪回应。
他掉队了。
拖着伤腿在祁连山里摸索了三天,干粮耗尽,伤口发炎流脓。
他栽倒在草滩上,被一个老牧民救回帐篷。
可部落头人闯进来,一眼认出他是落单的红军。
见他瘸了腿跑不掉,当场把他带走当了放牛奴。
从那天起,没人叫他廖副营长。
所有人都叫他“瘸子汉”。
天不亮就赶牛羊上山,太阳晒得后背脱皮也不敢躲。
牛羊跑散了,他瘸着腿追,回来就是一顿鞭子。
晚上睡牛棚,吃的是主人家剩下的糌粑渣。
头人家的孩子拿石头砸他的瘸腿取乐,他都咬着牙忍。
他从不提自己是红军。
他把党徽和半张证件残片,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
那油布是从牺牲战友的雨衣上撕下来的。
布包缝在贴身衣里,白天贴心口,夜里枕在头下。
十二年,四千多天。
党徽被体温磨得发亮,纸片边缘磨得发毛。
挨了鞭子疼得睡不着,他就摸出布包,指尖摩挲党徽的纹路。
摸着摸着,天就亮了。
他总跟自己说,再等等,队伍会回来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消息顺着草原风吹过来。
他在山坳放羊,听行商说西宁解放了,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手里的羊鞭啪地掉在地上。
十二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
他看了眼自己的瘸腿,转身就走。
几百头牛羊扔在山坳里,他头都没回。
他要去西宁,要找队伍,要归队。
从德令哈到西宁,几百里山路。
他没有马,没有钱,只有一条瘸腿和怀里的布包。
饿了挖蕨麻,捡路人扔的干面饼。
渴了喝河沟水,抓雪塞嘴里。
夜里找草垛缩一宿,旧伤走一路肿一路。
疼得站不住,就扶着树干喘口气。
他没想过回头。
走了十五天,磨破了两双拼出来的牛皮鞋。
脚底的血泡破了又长,结成厚厚的硬痂。
望见西宁城墙的时候,他整个人脱了形。
头发胡子乱蓬蓬沾着草屑,羊皮袄烂得露棉絮。
只有一双眼睛,亮得像烧着炭火。
他一瘸一拐冲向往解放军驻地。
门口哨兵的军装,和他十二年前穿的颜色一模一样。
哨兵伸手拦住他,警惕地打量这个像乞丐的人。
他站定,清了清沙哑的嗓子。
我是失踪十二年的红军副营长,现在要归队。
哨兵皱着眉摆手,以为他是来讨饭的。
他急得往前迈一步,伤腿吃不住力,差点跪下。
他扶住墙,喘着气报出番号和经历。
我叫廖永和。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在倪家营子西围子守了七天七夜。
三连连长牺牲在我身边。
他说得很慢,字字清楚,阵地壕沟的位置分毫不差。
哨兵脸色凝重,转身叫来了指导员。
他又把经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说完,他解开衣襟,掏出那个油布包。
粗糙的手指带着裂口,解油布时微微发抖。
三层油布打开,一枚铜制党徽滚落在掌心。
十二年的体温把它磨得温润发亮。
旁边是半张泛黄的纸片,模糊印着他的姓名和职务。
指导员拿起纸片,转身快步跑向团部。
军区的档案调来了。
名字、番号、经历,全对得上。
当团干事握住他的手,说“廖永和同志,欢迎归队”的时候。
这个硬了十二年的汉子,眼泪一下子砸了下来。
他嘴唇哆嗦着,哭不出声,只有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十二年牛马生涯,十二年忍辱负重,都在这四个字里落了地。
后来廖永和留在青海参与建设。
一九五零年,他被批准重新入党。
他的腿永远瘸着,走路一颠一颠。
可每次开党员会,他永远第一个到,腰杆挺得笔直。
有人说他当年没掉队,早当大干部了。
他总摇摇头,笑着说。
能归队,能接着跟着党干革命,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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