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的分析
近来各种从业人员都做自我的检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这是最好的事。我则因头脑向来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车中，或枕上厕上，凡是不能读书做事的时候永远在做自我检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来非常容易。只是我以为优点与缺点不必是对立的两种品行，而往往是一种品行的两种看法。这正如说北方气候，因水蒸气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说是一个优点；但水蒸气的缺少便使沙土飞扬，一起风害人张不开眼，这岂不成了一个缺点。南方地土滋润，植物茂盛，出门无风尘之苦，当然是优点；然而阴雨连绵，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说是它的缺点。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谚语，缺点即存在于优点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盗嫂”的人以供他的驱使，分明唯有这种无赖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时势，优点又即存在于缺点中了。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于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为了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合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愿对于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做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他的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了。
有一位在事业上对我做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的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地组织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
我生长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并拿这个理由来做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发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腌臜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
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秦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的大便尊为前辈。例如柳翼谋先生，他驳斥我的“古史说”，不免盛气凌人，我答复他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这并不是我要假做谦虚，只因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我从这一点想，他从那一点想，参加讨论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寻出一个结论来。他肯和我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但我的朋友们帮我答复的就不免以盛气来回报，孙伏园在副刊上写文章斥之为“柳逆翼谋”，这种狭隘的心胸则刚和我处在两极端。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
我自入世以来，不断地办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断地送来，只要有闲暇，我无不替他们修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质问我：“在杂志上看见一篇文章，写的是我的名字，却不是我的手笔，这是为何？”我告他：“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一个大学生，已有相当的程度，只要有人指点，他又肯学习，当然进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导的学生，往往费了两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学术上的地位。他们有时作文驳我，我也随顺了他们的意思为做修改，这在别人大觉奇怪的而我则行所无事，因为必须许人这样自由思想，学问界才能蓬勃发皇起来。傅斯年曾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顾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我说：“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