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反洪宪帝制的护国战役，梁启超和蔡锷都是主要人物；梁氏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从军日记》、《护国之役回顾谈》，都是第一等直接史料。
民国三年年底，袁氏的皇帝欲已经很显露了；梁氏便把自己的家从北京移到天津去，作抽身的准备。第三年五月间，他从广东北归，路经南京，正值冯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对梁氏说到袁氏要做皇帝的事，便相约同车入京，想对袁氏进些忠告。哪知他们还没开口，袁氏已先自说了，而且说得十分痛切，表示他自己决无此种心意，也就罢了。哪知冯氏回南京，梁氏到了天津，不久，筹安会便闹起来了。
筹安会出现后的第七天，梁启超那篇有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便写出来了。据梁氏自述：“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这篇文章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致意，叫他不要印行。有一天，袁氏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说是送梁老太爷的寿礼，梁氏婉辞谢却，把十万块钱退还。别的礼物收了两件，同时把那篇未印成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氏采纳他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地去了。后来，袁氏又派人跟梁氏说：“君亡命已十余年，这种味儿，也吃够了吧！何必再自寻烦恼！”梁氏笑谢之。接着梁氏便南来着手反帝制的军事行动了！
戊戌政变时，袁氏原是康梁的大敌，新政所以失败，就因为袁氏被慈禧所收买，出卖了光绪的帝权的原故。可是，民初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梁氏反而成为袁氏的羽翼；后来，袁氏大权独揽，又把进步党冷在一边。帝政之后，梁启超的进步党，才和袁氏对立，又和国民党站在一起了。
“反帝制”的行动中，插上了戏剧性的蔡锷（松坡）从北京出走的故事，格外来得生色些。蔡将军，民三辞去了云南都督，和梁启超、汤觉顿一同在北京；梁揽政治，汤弄财政，蔡研究军事，这是他们进步党志士的伟大抱负。他们想在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情势下，实现他们的政治经纶。袁氏要做皇帝，他们决意保护共和，蔡将军便非出走不可；因为他的政治军事资本，都在西南云贵角上，不从北京脱走，远水救不得近火的。可是，梁启超的反帝制问题文字一发表，蔡将军的行动，就受了限制了。
那时，蔡将军在北京，便联合好些军官作赞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而他却是一个识时务的英雄。袁的左右，问他为什么不劝劝梁某，叫他早日回头？他说：“书呆子自有傻劲，劝不醒的；不过书呆子没有用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放心好了！”可是，袁氏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蔡将军的北京寓所，便碰上了离奇的盗窃案。他就装作打牌吃花酒，过极腐败的生活，那么混了好几个月。直到袁氏的监视，渐渐松懈了，他便于十二月二日，从北京到了天津，搭船到日本长崎，一溜烟到云南去了。蔡将军出走了十天，梁启超也悄悄地搭船往大连，再由大连转上海，这幕大戏便上演了。
梁氏南行，在上海便和国民党若干人士有实际联络。环龙路之会，便是章士钊从中拉拢；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切实合作，乃是反帝制所以成功的主因之一。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进步党人士的普遍觉悟。当时，梁氏致信进步党人士，说：“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丧一日。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则既耄矣，路易十五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者早著已耳。”在梁氏的一生，这一回是最坚决的一回。
梁启超的笔锋是有魔力的，不独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足以寒袁世凯之胆，连他的《从军日记》，也足以鼓舞百年后的读者。
云南起义的打算，原由梁、蔡和戴三人在北京密议决定。云南决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接在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迟两个月发动；于是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武汉。后来，蔡锷主持云南军事行动，梁氏则经越南往广西，策动两广的军务，西南半壁，就在这样的计划下站稳脚跟来的。
梁氏到上海后，他的行动，便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他们和国民党间采取联络行动，一方面和南京的冯国璋也取得了某限度的默契。同时，他们获得日本政府当局事实上的支持，其能绕道安南，由海防入镇南关，沿途“各种各色人，咸动于其政府默示指挥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条理井然，而乐于趋劝，无倦容，无强态。”可见日本当局对中国局势的关心。
西南局势一变动，袁世凯的情势，就一天一天坏下去；云贵向四川进兵，虽不如预想那么顺利，但袁氏派兵入川，也同样的不顺利。他相信杨度的话，以为北洋诸将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哪知诸将并不想把黄袍加向袁皇帝的身上。首先段祺瑞就表示不合作，筹安会成立，段氏便被免去陆军总长职务。冯国璋在南京，首鼠两端，北洋派内部便开始破裂了。
日暮穷途，袁世凯就在四面楚歌中，自动取消了帝制，却也改变不了恶化的趋向。他这才尝到了迫人与被迫的滋味，夜不成寐，突然于六月六日死去；这一场梦，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一九 “五四”的前夜
反帝制的运动中，进步党系处于领导的地位；蔡锷在滇黔已经有了根基；陆荣廷招梁氏入桂，进步党才向粤桂分头发展；戴戡入川，也准备在川培植一点根基。在北洋派军人中，梁氏和冯国璋有密切关系，蔡锷有重建北洋派的雄图，也准备和段祺瑞携手。民五的进步党，可说是得道行其志之时；（最初，进步党只想造成南北均势，袁氏既死，便准备联段来统一中国。）无奈命不由人，蔡将军积劳过度，病殁东京。后来戴戡在川乱中被杀，梁氏原想利用北洋军阀的实力结果又为段祺瑞所玩弄，陷于民二的覆辙；进步党的政治希图，至此完全失败。
民七以后，梁氏和他所领导的研究系，才觉悟和军阀合作之不可能；同时，知道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有进一步的改革，并非专谈军事、政治革命所能奏效。梁启超在《大中华》上的创刊词中，即表明这一份觉心。他们着眼在文化运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晨报》的副刊和《时事新报·学灯》，乃成为文化运动的营垒之一。梁氏抛开政治生活，欧游归来，便和丁文江、蒋方震、张君劢、张东荪努力学术研究及社会文化运动，这便开出今日社会民主党的先河。
梁氏一生都跟着时代在前进，虽不曾跑在时代的前面，却也不落在时代的后面。他从欧洲回来，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想掮出这面大旗在中国争取领导的地位；可是，他是不主张积极行动的，这领导地位，也就给国民党抓去了。到了晚年，梁氏倒成为纯粹的史学家了。当时，李大钊曾做了一篇描写大家庭生活的小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同爱着一位侍女，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少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侍女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跟着三少爷跑了。他所说的二少爷，即是梁启超。
民国四年，黄远庸去国以前，写信给章士钊，说：“居今论政，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他们这一群人，已经看穿了政治的把戏，不仅厌倦，而且绝望了。他正暗示着一个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黄氏到了美国，以误会被刺身亡，已不及见新文学运动了。）
就在那时，远在海外，有几个青年留学生（任鸿隽、梅光迪、杨铨、唐钺和胡适）在绮色佳过夏时常在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胡适最激进，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有诗云：“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胡适的具体主张，就是要作诗如作文，他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到了第二年（一九一六年）胡适和梅光迪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胡适以辩论而起了更进一步的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时代的活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这就是文学革命。”当时的梅光迪，大概为胡适所说服了，也赞成胡适的主张了。那时，胡适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写《沁园春》那首誓词：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这是大时代的气息！
从民五到民八，北洋派内部分裂所引起的国内危机，与日本军阀的大陆政策所显露的侵略野心，我们中国国运已进入最黑暗的阶段。胡适从海外归国之际，有人说：你去国这么久，中国已经变得使你不认识了。他慨然道：“中国老是进三步退二步的；她只怕你不认识，一定在走回头路在等着我们呢！”果然，他到了上海，正当南北军阀大杀伐大动乱之际，到处都是一团糟呢！
不过，《新青年》已经于一九一六年春间出版了，这是社会大变动的风信旗。二卷一期，有一篇题名为《青春》的文字，他说：“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旧日青春之我。”思想革命的意向，已经显露出来了。其明年一月，胡适就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有名的“八不主义”便是那篇文字的骨干。接着，陈独秀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坚决地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适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以喧闹的脚步进入中国文化界；它代表了一般文化人的普通觉悟，想从社会根柢最深处着手革命的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