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七年（1932年）
三月五日 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¹于三井银行大门口遭一青年射杀。
三月十一日 李顿爵士及国联调查团成员从神户出发赴上海。
七月 数年来，随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财届于萧条中苦苦挣扎。及至本年度，状况更趋严重，特别是农村的疲敝、失业者的激增尤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呼吁救济的舆论日切。
九月四日 格罗瑙（Wolfgang Von Gronau）大尉拟沿商业空中航线环绕世界一周，驾驶“D2053”号飞艇从德国北部出发，于霞浦水上平安降落。
十月二日 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开发表，即所谓“李顿报告”。
十月六日 三名持枪歹徒闯进川崎第百银行大森支店，抢走三万余元遁逃——此“持枪抢劫事件”震惊全社会，被认为是美国电影等负面文化影响所致。
¹ 团琢磨（Takuma Dan，1858—1932）：日本实业家、三井财阀最高领导人、男爵。福冈人，早年留学美国。1932年3月5日，被右翼团体“血盟团”的菱沼五郎刺杀。
十月二十二日 石川县小松町大火，焚毁家屋千余户。
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二次共产党事件”做出判决，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市川正一、锅山贞亲等被判处无期徒刑。
十一月十四日 关东地方一带受台风袭击，致一千数百户家屋倒塌，人畜死伤逾五十。
十二月十三日 秋田县能代町大火。
十二月十六日 东京日本桥区白木屋百货店发生火灾，致十三人死亡，轻重伤者逾一百二十名。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东京深川区富川町工人宿舍发生火灾，致二十余人死亡，多人轻重伤。
内山完造四十七岁。“一·二八”上海事变并非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方的全部要求，日方仍执意而为，只需把前后的事情和在日本人之间流传的以二十七日夜一点为时限，陆战队将开火的传言一并加以考虑，便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对大正四年以来的抵制日货问题，上海的日本人觉得，由于华北地区的中国人深知日本武力的厉害，故不大会搞什么排日运动；可上海人却不大了解这一点，所以常常拿日本人打哈哈，动辄搞排日风潮，所以日本人觉得必须让他们领教一下日本的武力云云……诸如此类的议论可谓甚嚣尘上。说起来，（日本的）中国观仍停留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水准上。我本来就觉得这种想法是相当危险的，刚好赶上日莲宗的僧侣（说是名叫日本山的僧侣）敲锣打鼓地在上海市区转悠（关于这些僧侣，早在贺川丰彦¹先生来沪时，我就曾预言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月十八日，日僧一行人在杨树浦一带遭到袭击，导致人员死伤。
自称上海青年同志会的日本人中右翼分子团体的三十二名成员，“报复性”地袭击了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中国工厂，并放火点燃了一栋工厂的住宅，烧掉了一半。归途中，与警戒的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杀死、重伤各两名巡捕。日本人一方也有一人被杀，二人受伤，遂酿成一大事件。对此，日人中的右翼分子（有特意从日本潜入者，并与侨居上海的日人中的青年同志会分子合流），高调动议（也有传言说日本军部在幕后指挥）召开上海居留民大会、全长江流域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甚至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事态迅速扩大。就该事件的各地日本居留民代表联署者中，有上海代表麻田种藏、寺井久信、深井作次郎、福岛喜三次，南京代表堂山龟松，温州代表藤松诚一，汉口代表入江凑，重庆代表大谷弥十郎，九江代表坂田九郎、增田次郎郎，苏州代表冈田稔，万县代表藤泰三，山东代表村地卓尔、佐藤藤太郎、清水春十郎，“满洲青年联合会”代表小山贞知，“满铁”社员会代表粟屋秀夫，“满洲在乡军人会”代表西川虎太郎，杭州代表西川音次郎等，这些居留民代表清一色是主战派。他们之间形成了如下决议：
决议
（一）帝国政府为确保我在“满洲”的权益及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固，应发挥实力，彻底采取相关安保措施。
（二）帝国政府务使中国尊重、履行既有条约。
（三）帝国政府务使中国政府改正对外态度，停止其排外教育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四）帝国政府为在中国全土根绝抗日运动，应采取积极举措。
（五）唯帝国政府寄望于时局的根本好转，故务须回避姑息式的解决，且应拒绝第三者的干涉。
吾人期待上述之五项的贯彻。鉴于中国时局之重大关头，当有不惜做任何牺牲之决心。
特此决议。
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
昭和六年十二月六日于上海
注：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1888—1960）：基督教社会活动家。神户出生。从神户的贫民窟开始，在关西地区广泛传教。“二战”后，为世界联邦运动而奔走。著有小说《穿越死亡线》。
我想，日本人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决议，其背后一定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若没有这种保证的话，日本人是不至于出言至此的国民，所以传出受日本军部唆使的传言也并非不可理喻（这种强有力支持的保证，与上述上海日本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前后的中国观联系在一起）。在后来紧接着发生的《民国日报》事件¹中，海军陆战队近乎幼稚的骚动，只能被看成是故意挑起事端。据《上海日报》²后来出版的《上海事变》一书的记载，日军方曾发布了关于戒严令的布告：
我海军根据工部局颁布的戒严令，于警防担任区内担负维持治安之责。戒严中，在担任区内，除了对被认为妨害时势的集会予以取缔外，还将执行被认为对实施戒严有必要的措施。
此布。
地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点，从军方和领事馆方面人士的家属未知会居留民便率先回国这件事，以及“我们无法保护居留民，请自便”的放言便可明了。进言之，一旦日本军队被侮辱、军人被杀，所谓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的“第一要义”便即刻消失，代之以武力雪耻的事实，亦不难知晓。确乎有种别样的力量，撺掇那些愚蠢的上海日本居留民跳出来，朝开战的方向诱导。而所谓“别样的力量”，就是军部及其爪牙——那些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们，而那些受人操纵舞之蹈之的居留上海的日本人，毋庸讳言，则是一群贫弱的井底之蛙。我权且让店员们各自避难，我们夫妇二人则准备困守店铺。
但针对我本人的非难很厉害，我几度被人带到自称为日本人自卫团、自警团的那些危险而疯狂的家伙们面前。其中，要数被人拽到永安里会自警团的那一次最为惊险。原来，在那之前不久，有个跟我同姓的“穿黑外套的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太太，说永安公司经理人失踪了，她正试图寻找，便在那一带一个幼儿地来回巡逻。随后，就风传那附近将会有迫击炮弹袭击；那妇人遂遭检举，被带到日本人北部小学校（当时为北四川路方面军事行动的一个基地）。我也被要求“来一趟”永安里会自警团，于是便去了。在一片竹枪、猎枪和日本刀组成的枪刀丛中，自称是团长的人上来就对我发了一通火：“原来就是你小子把便衣队给放跑了啊。这巷子里原本有便衣队的巢穴，结果都拿着你的名片溜掉了。你为什么要出我们的丑？！”
原来如此……附近有很多我的中国友人知己，他们为了能躲到安全地带，希望我提供通行的便利。于是我就在店里的名片上随手注明“此人是我的友人，我可保证其身份”，以助其通过沿途的岗哨。可是，随着战况越来越陷于被动，我所提供的名片却被解释成“为了便利便衣队逃亡的手段”，在永安里会亦如此。对于“是你放走那个穿黑外套的女人的吧”的责难，我回答说虽然知道这个妇人，但全然没有让她逃跑或者藏匿起来的事。那妇人现在不是被送到北部小学校去了吗？对方却说：“别犯傻了，她说是拿着你的名片逃跑的。”“那么好，我们一起去北部小学校看一看吧。因为那妇人的关系，我刚被找过，去了一趟回来。那妇人手里拿的，不是我的名片，而是军舰‘常盘’的陆战队通行许可证，我已经见识过了。”我边回答，边催促对方上路。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倒不至于，你请回吧。”于是，我又被放了回来。妻子和友人们着实为我担心，因为这个永安里会是一群粗暴的家伙扎堆的地方，净是谁砍了人、谁又杀了人的传言，见我回来了，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正在这个时候，一群中国人从店前经过，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的人押着，正准备送往陆战队去。我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发现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先生及其家属也在人群中。我飞跑过去，对陆战队员陈述了一番理由，让他们放了人。然后，暂且把周先生一行人安置在我家里。翌日，让他们持我的名片，避难到了安全地带。此事纯系偶然，但能如愿以偿确实够幸运——因为彼时，风传陆战队对抓到的人不可能一一审问甄别，而是统统在暗中就地给埋了。
日本人北部小学校方面传话让我过去一趟。我过去一看，六个中国人正在那儿接受问询，全都是我店的主顾。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从对这些人应如何处置，到索性释放，不行的话，不如干脆交给领事馆或工部局。然后说，既然是内山先生的熟人，那就添麻烦了，请先生过来一趟，跟我们一起把人送过去。可又说，今儿没有卡车，请明儿一早过来吧，在那之前先让他们待在这儿好了，等等。一听这话，那些人早已魂不守舍，不禁哭出声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人已经被绑在柱子上，担心随时会被杀掉。于是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把人交给我吧，今晚让他们住在我家，明天早上，我和他们一道乘卡车过去。如此约定之后，我便把人领了回来。其中一位的夫人是日本人，而那位太太也处于狂躁的状态，我嘱咐她不用担心，然后就让那些人一块儿在我家过了一夜。翌日晨，我与他们同乘一辆卡车去了领事馆。说明情况后，请领事馆人员把人领走，可对方却表示他们无法接收，让人送到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去。而位于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是一个叫作三元宫的广东人的庙。于是，我又带六个人到了三元宫。进到里面，遇到一个认识的日本人，他上来就说：“内山先生，你来这儿做什么？这里可是不蒙上眼睛就不得入内的重地，请马上出去。”我便对他交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可他仍然表示无法受理，并让我们即刻返回。我们只好又乘卡车折回北部小学校，谈了事情的经过。对方说，既然这样，只要贵方能提供担保的话，就可以放人。结果，就把人放了。尽管我曾让一行人持我的名片，去安全地带避难，可三元宫却未予受理，这反而是一行人的幸运。对我来说亦如此。假如当时在入口处以布蒙眼，被办理接收的话，我现在就不可能写这件事了，怕是早入了鬼籍亦未可知。
有一天，我站在书店门口，见三个日本人打面前走过，边走边说：“就是这家店的老爷子，在狄思威路被抓住的时候，手里攥着能割破手指的簇新的五万元钞票，可到底还是被人检举，丢了性命。”
他们哪里想得到，听话者正是传说中的本人，我对这种无聊透顶的把戏真是吃惊到无话可说。实际上，事情发展到那个份儿上，日本人都会抓狂的。与那六个人一道乘卡车同赴领事馆的时候，须横穿东西华德路。但见这条路变成了人河，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性的轻率与持重。
因为只有我店里的电话能打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同盟通信社¹的记者们也都用我的电话来联系。我让来者能吃上饭团，也让夜里站岗的哨兵和街坊四邻吃上了我家的饭团。而所有这些，多亏了我凭自己的经验，事先囤积了大米、煤和各类罐头。我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平安地在英租界的分店里避难。至于最后三十六名被困的日本人，则由我打开鲁迅先生在拉摩斯公寓的房间，安置他们在里面躲避，才算躲过此劫。事后，他们曾一道合赠鲁迅先生一只炭盆，以表达谢意，此事才始为人知。最后，我也终于不得不出去躲避了，仅随身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去了吴淞路的出星商会避难，接着被强制出境遣返日本。这件毛线衣生活成了我这一时期的纪念。
我在回国期间，应各方面的希望，做了一番关于中国的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