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想买一本12元的书，却因只有6元被老板拒绝，谁料，正是这次拒绝，让郭沫若结识了一位日本贵人，最终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


1928年深秋的东京，天黑得比上海早一些。郭沫若站在神田区一条喧闹的街道上，望着博文堂书店橱窗里的那本书，下意识搓了搓手。


他来日本有些日子了，此前一年从南昌起义的战场上撤下来，辗转香港，最后在日本上岸，租住在千叶县市川的一间普通民居里。


生活来源主要靠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换点稿费，日子紧巴巴的。但即便如此，他仍想啃一啃甲骨文的硬骨头。


这一天，他特意换了件干净长衫，口袋里揣着六块钱，打算把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买回去。


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名声极大。罗振玉凭借个人收藏与研究，将甲骨文从古董商的账簿变成了系统的学问。


郭沫若在国内时就听说过这部书，到了日本后，他打听到博文堂有售，便存了半个月的钱赶了过来。


博文堂是当时东京数一数二的汉籍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常年在中国收购古籍，眼光很毒，手里也握着不少好书。


郭沫若推门进去时，店里浮动着旧纸张特有的味道，混着秋天窗外飘进来的尘土气。


他从架上取下那本《殷虚书契考释》，拍了拍封面的灰尘，去问价。柜台后的伙计接过书，翻开封底的价签，报了个数：十二块。


郭沫若愣了一下。他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硬币和纸币摊在柜台上，数了又数，不多不少，正好六块。


他朝伙计拱了拱手，说能不能先付一半，书先押在店里，月底凑齐了钱来取。伙计看了看那六块钱，又看了看他，转身去后头喊来了田中。


田中庆太郎走出来，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常年跟古籍打交道，手指上沾着洗不掉的旧墨痕。他上下打量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几眼，目光在郭沫若脸上停留了片刻。


他接过书，翻了翻内页，又看了看柜台上那六块钱，摇了摇头。书不能半价卖，也不能赊。


郭沫若还想争取几句，话没说完，田中已经把书合上，放回了架子高处，摆明了送客的意思。郭沫若站在那儿，脸上有些发烫，只好把钱拢回口袋，转身朝门口走。


就在他即将推门时，田中忽然从柜台后绕出来，叫住了他。田中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你若真想看这本书，不必买，东京的东洋文库里有，可以去借阅。


说完，田中便转身回了后堂，留下郭沫若一个人站在门边。他推开玻璃门，深秋的风灌进领口，他紧了紧衣襟，心里反复念叨着"东洋文库"四个字。


回去之后，他把六块钱原封不动放回抽屉。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他就出了门。从市川去东京市区要倒两趟电车，他揣着一块饭团，在文库开门前赶到了门口。


东洋文库的藏书规模让他震惊。这里不只有《殷虚书契考释》，还有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王国维的考释文章，以及大量从未公开刊印的甲骨拓片。


郭沫若像是突然闯进了一片新挖开的矿场，眼睛都不够用了。他办了借阅手续，每天带着笔记本和墨盒，一坐就是一整天。


遇到光线好的位置，他就着窗户抄录；遇到释读不通的字，他就在纸上画满了圈，晚上回到市川的住处再接着琢磨。


那段日子，他的桌子上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一碗冷掉的茶，一叠写废的稿纸，还有从东洋文库借抄来的资料。


起初只是抄书，后来他开始尝试排比那些碎片化的卜辞，把散乱的世系重新串联，分析那些龟甲上的裂纹与文字背后的制度。


他把考证写在小卡片上，日积月累，卡片盒从一盒变成了三盒。那些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记录着一个流亡者在异国的全部寄托。


几年下来，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批扎实著作。


这些书后来寄回国内出版，让人们大为惊讶：那个写了《女神》的诗人，竟然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里，把自己磨成了甲骨学的大行家。


如果田中庆太郎那天发了善心，真以六块钱把书卖给了他，郭沫若得到的不过是一部可以放在案头慢慢翻的私藏。


但正因为被拒绝，他才被推到了东洋文库的浩瀚书海面前。个人的窘迫反倒成了学术的契机，一扇小门关闭，一扇大门洞开。


这种阴差阳错，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很多时候，逼仄的处境反倒推着人找到了更宽阔的去处。

信息来源：郭沫若靠什么位列“甲骨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