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上将刘峙带着姨太太逃到香港，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可没人知道，他每花一分钱都在发抖——这好日子，是偷来的。


铜锣湾的码头上，有两样东西最显眼，一是堆成山的椰子壳，在烈日下蒸腾着咸腥气；


二是人群里那只棕色皮箱，边角已经磨白，铜锁晃荡，被刘峙紧紧拎在手里。


他身后跟着姨太太，两人踩着吱呀作响的跳板走下来，影子被太阳压得扁扁的，他拦了一辆黄包车，只说去湾仔。


那时的香港，到处塞着渡海而来的人，刘峙在一栋旧楼的二楼租了间房子，窗外能望见灰蓝色的海。


他每天早晨六点准时醒，不开灯，坐在床边抽一支烟，烟丝是托楼下杂货铺老头买的，便宜，呛嗓子。


姨太太在公用厨房熬粥，铝锅咕嘟咕嘟响，吃过饭，他偶尔下楼买一份《星岛日报》，折成四折，夹在手里带回来，能看到中午。


楼底下有个茶档，老板是顺德人，每天下午支起竹棚卖奶茶。


刘峙偶尔下去坐一坐，要一杯冻鸳鸯，听着邻桌议论金圆券贬值和广东的战况，他不插话，只把杯子里的冰块晃得咔啦咔啦响。


日子表面上不像逃难，皮箱里锁着他在大陆变现的细软，几根小黄鱼，一些外币，还有几张带血的债券。


他没打算长住，总想着等台湾那边的消息，再决定下一步。


有时夜里睡不着，他会起身，光脚走到桌边，打开皮箱底夹层，手指摸着那些硬物，再合上，咔哒一声，在寂静里很脆。


变故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夜晚，那是八月中旬，暑气未消，刘峙刚洗完澡，头发还湿着，听见楼梯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门是被踹开的，木屑飞了一地，三个黑衣人闯进来，手里短枪的轮廓在灯光下泛着铁青。


刘峙被反剪双手按在藤椅上，姨太太尖叫半声，被人用毛巾捂住了嘴，他们没有废话，一人盯着人，两人翻箱倒柜。


床垫被割开，棉絮飞扬；衣柜里的西装被抖落在地；那只棕色皮箱被提到桌上，铜锁一枪托砸碎。


夹层撕开，小黄鱼在灯光下晃眼，一个脸上有疤的汉子掂了掂分量，咧嘴笑了。不到一刻钟，人走灯灭，门大开着，穿堂风把桌上的报纸吹到地上。


刘峙缓了很久才站起来，他走到桌边，空皮箱敞着口，像一张无声的嘴。


他蹲下去，手指划过箱底的碎绒布，慢慢把箱子合上，扣锁的时候，发现锁已经坏了，扣不上。


他就那么抱着膝盖，在地板上坐到了天亮，姨太太红肿着眼睛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接。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趟警察局，填表，按手印，洋警司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回来的路上他没坐车，沿着电车轨道走了两站地，汗水把衬衫后背浸透。


姨太太把掉在地上的衣服一件件捡起来，发现一件西装内衬里还藏着两张美钞，算是劫后仅存的侥幸。他把那两张钞票按在桌上，看了很久，最后塞进了袜子盒里。


消息传得比海风快，半个月后，台湾来了一封信，牛皮纸信封，没有红框。


刘峙用裁纸刀划开，抽出一张公文，他看了很久，纸页在手指间微微发颤。


顾问职务被撤销了，原因为“久滞海外”，这意味着，每月那笔赖以糊口的津贴彻底断了。


姨太太正在晾晒洗好的床单，见他捏着信纸发呆，手里的木夹停在半空。


刘峙把公文递给她，她识得几个字，看到半截就明白了，转过身接着夹她的床单，竹夹子在绳子上发出干燥的啪啪声。


那天晚上，桌上只有一碟咸菜和两碗白饭，他忽然放下筷子说，去南洋吧，印尼有旧识。


船在海上走了七天，刘峙买的是统舱票，躺在机器轰鸣的底层，闻惯了机油和呕吐物的味道。


到雅加达那天正下雨，他提着那只坏锁的旧皮箱，踩着积水走进码头，旧相识帮他在一家华侨学校谋了份差事，教高中国文。


课堂在三楼，吊扇年久失修，转起来像老牛喘气，刘峙第一天上课，穿的是家里带来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捏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论语”两个字，回身时粉笔灰落在肩头。底下二十几个学生，有的认真盯着黑板，有的窃窃私语。


大概有人从家长那里听说过这位新先生的来历，目光里带着探询。


他不理会，只把课本翻开，声音不高，却能让最后一排听清，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念到“说”字，他顿了顿，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一点。


月底发薪，他数着薄薄的印尼盾，手指沾了唾沫一张一张捻过去，出了校门，他在街角给自己买了一包烟，是本地牌子，味道冲。


剩下的钱交给姨太太时，她掂了掂，没说话，转身放进一个饼干铁盒里，盒盖合上的声音，清脆而短暂。


那只从香港带出来的旧皮箱，被他搁在衣柜顶上，里面装着换季的衣服和几封旧信，锁修不好，他就用一根麻绳捆着。


偶尔需要取东西，他搬来凳子，解开绳子，动作很慢。皮箱里的东西越来越少，如同他在异乡的岁月，一点点变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