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薛岳带着中央军三个师开进贵州，旗号打得响亮，说是追击红军，可那队伍排着队开进城里，压根不像路过的样子。


王家烈站在省政府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过兵，他把手背在身后，站了很久。


他手底下有黔军第二十五军，账面上两万多人，可装备着实寒酸。有的团还背着老套筒，机枪没几挺能用的，跟中央军的德式装备根本没法比。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一封，话里话外都要“精诚团结”，可那意思谁都懂，就是让他把贵州交出来。


国民政府一纸命令，免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改派吴忠信接任。吴忠信是老蒋的亲信，这道任命一下达，贵州的官场就算正式换了招牌。


王家烈那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桐梓系的几个老部下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有的说拉队伍上梵净山，有的说干脆投了红军。王家烈推门出来，只摆了摆手，说没用的，外面三个师盯着呢。


五月，蒋介石亲自到了贵阳，召见王家烈。那天的接见没有刀光剑影，蒋穿一身中山装，说话不紧不慢，先问了问贵州的民生。


忽然，蒋介石放下茶杯，话锋一转，说王军长这些年太辛苦，贵州的事交出来，也好到外面走走，看看国家的建设。站在一旁的何应钦也附和，说委员长这是栽培。


王家烈听着，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最后点了点头。蒋介石随即挥了挥手，当场吩咐，拨三万块大洋，给王军长作为考察经费。


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买几栋宅子，王家烈捏了捏那叠钱，没数，随手交给了身后的副官。


他回到桐梓系的公馆，连夜把第二十五军的印信、花名册都收拾出来。


蒋介石的侍卫长亲自上门来取，那只檀木盒子被捧走时，王家烈转过身去，望着墙上的贵州地图，半晌没有回头。


几个心腹将领跪在台阶下，有人小声抽泣。王家烈把他们一一扶起，说把钱分了，各寻出路，这碗饭吃到头了。


其实在这之前，戴笠的人就已经在贵阳城里活动开了。他们化装成商人、记者，把黔军几个主要将领的住处、脾气、爱好摸了个门清。


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亲信，也一个个住进了贵州的要害部门。蒋介石只等王家烈上飞机那一刻。


离开那天，贵阳机场的风有些大。王家烈穿了一件藏青色长衫，独自走上舷梯。没有送行的人群，也没有锣鼓，只有几个卫兵远远站着。


几乎是飞机离地的同时，城里就动了。戴笠手下的特务迅速接管了贵阳的警察局、电报局和各个交通要道。


王家烈留下的那些老部下，柏辉章、何知重等人，本来还想观望，可特务们直接登门“拜访”，有的送金条，有的送手枪，软硬兼施。


柏辉章被请到绥靖公署“谈话”，出门时脸色铁青，手下的卫兵已经换成了中央军。何知重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放下五万块大洋，说委员长让你去南京学习。


更有些中下级的军官，一夜之间就失去了踪影，连家眷都不知道去了哪里。黔军那几个团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中央军包围缴械。


不到半个月，第二十五军被拆得七零八落，有的编入中央军序列，有的就地遣散。王家烈在贵州苦心经营多年的老窝，就这样被人连锅端掉。


贵州之后，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后来都尝过类似的滋味，只不过有人骨头硬些，能多扛一阵，有人看得开些，留了个全身而退。


蒋介石这套打法，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招：借个由头把部队开进去，寻个由头把主官调开，再给笔钱让他体面离开，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特务和银元去办。


王家烈后来去了南京，在军事委员会挂了个中将参议的虚职。那三万块大洋，在秦淮河畔的烟水里，其实经不起几年花销。


他偶尔也会被请去开会，坐在角落里听一听，不再有人问他贵州的事。1935年的那场告别，表面上是用钱换了个自由身，实际上是用最体面的方式，把一个军阀从贵州的土地上连根拔起。


民国年间的地方大员，守得住一时守不住一世。当中央政权真正运转起来的时候，山高皇帝远的贵州也躲不过那架飞机和那几个特务。


王家烈最终老死在南京，贵州的山山水水，成了他回忆录里几个模糊的地名。

信息来源：王家烈：从“背二哥”到“贵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