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广州军区司令员职位空缺，邓公在商议人选时忽然问起：“当年对越反击战里那个杀回马枪的张师长现在在什么位置？”
一句关于“张师长”的问话，把时间一下拉回八年前。
当时的张万年并不在什么偏远岗位。他从1985年6月起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已经参与部队精简整编和训练改革。换句话说，这次被注意，不是一个老战将突然进入视线，而是他的战场经历和现实能力，正好在同一时刻被重新衡量。
张万年与127师的关系，也比许多人以为的更早。1968年6月，他便出任这支“铁军师”的师长。1978年12月，边境形势紧张，他升任第43军副军长，同时继续兼任127师师长。
十多年带着同一支部队，哪个团作风硬，哪名干部遇事沉稳，官兵能承受多大的连续作战压力，他心里都有数。这种了解，后来成了127师敢打硬仗的重要底气。
真正让人记住的“回马枪”，发生在1979年3月。
3月5日以后，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回境内。撤退并不是简单地掉头走路。队伍要穿过山路、河谷和村寨，行军纵队前后拉得很长，越军又可能尾随袭扰。
一旦后卫部队被缠住，主力就要回头增援，原有部署很容易被打乱。越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想趁127师撤离时追上来占便宜。
张万年没有让部队埋头赶路，也没有等对方打上门再临时应付。他判断，越军很可能把撤离理解成无心再战，于是命令部队边撤边选择阵地，在禄平东北方向控制要点，提前留下可以相互支援的战斗部署。
对方追上来时，面对的不是慌乱后撤的队伍，而是已经准备好的火力和伏击部队。
从3月6日至10日，127师连续三次打退越军营、连规模的反扑，歼敌470余人。更重要的是，部队打完之后能够迅速收拢，继续按原定计划撤回，没有因为反击而陷入新的纠缠。
所谓“杀回马枪”，关键并不只是突然回头猛打，而是把撤退、诱敌、设伏、反击和再次撤离连成一个完整动作。任何一步把握不好，回马枪都可能变成一场混战。
这第四仗能够打得从容，是因为前面三仗已经把部队磨合起来。
2月17日至26日，127师突破支马方向的防线，向禄平逼近；2月27日至3月2日，部队攻占禄平，切断四号公路，阻止越军第338师向西增援；3月3日至6日，又强渡奇穷河，攻占迷迈山，配合友邻部队作战。
四次作战，127师共歼敌2100余人，所属部队两次受到前线指挥机构通令表扬。越军曾在阵地上写出“消灭一二七，活捉张万年”的口号。
口号当然改变不了战场结果，却说明127师已经成了对方重点防范的力量。越军不只是盯着这支部队，也在盯着它的指挥员。
张万年的指挥风格，不是坐在后方等报告。强渡奇穷河时，他把指挥位置推到距离对方前沿数百米的地方。原定位置上的指挥车后来遭到袭击，车身中弹16处，机要译电员牺牲。
由于张万年此前已经向前转移，指挥没有中断。靠前指挥不是为了显示胆量，而是山地作战变化很快，单靠电话和地图，有时很难看清部队究竟卡在了哪里。
奇穷河渡口一度出现过危险局面。部分部队已经过河，后续力量却难以及时跟上。若立即撤回，已经夺下的渡口可能重新落入对方控制；若原地硬守，过河部队又可能陷入孤立。
张万年没有急着退兵，而是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在其他方向制造压力，调动对方注意力，为己方稳住渡口争取时间。这个判断，比单纯强调勇敢更能看出一名指挥员的分量。
撤离前还有一个细节。张万年与师政委蔡春礼来到峙浪山烈士陵园，逐一向牺牲的战友告别。
对指挥员来说，战果可以写成数字，伤亡却不能只看成数字。怎样用更周密的部署减少损失，怎样把更多战士平安带回来，同样是衡量带兵能力的重要尺度。
1979年5月12日，《解放军报》刊登《杀鸡用牛刀——师长张万年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文章谈的不是个人如何出名，而是怎样集中兵力、判断时机，把有限力量用在真正决定战局的位置上。
他的战场经验由此不再只是一次作战经历，而是变成可以研究、总结和用于训练的方法。
战后，张万年的岗位变化很快，却不是毫无铺垫的跳跃。1981年3月，他任第43军军长；1982年10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6月，又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每一次调整，都扩大了他的指挥范围，也在检验一个问题：带好一个师的经验，能不能用到一个军，乃至整个大军区的建设中。
1987年11月，张万年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上任后没有只盯着过去熟悉的陆军，而是推动三军首长机关协同训练，改变过去偏重训练下级、军区机关本级训练不足的现象。
1988年10月，他组织军区机关开展协同作战演习，把海上争端、岛礁攻防以及沿海登陆、抗登陆等问题纳入研究。到了这个岗位，考验的已经不是会不会指挥一场山地战，而是能不能组织整个战区。
广州军区当时既承担边防任务，又面对沿海方向和改革开放前沿的新情况。张万年一面抓训练，一面抓基层管理，要求干部真正了解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并及时把工作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