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白求恩的孙子马克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到出租车上，司机便对他说："你们加拿大有个滥好人叫白求恩，他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
那天马克坐在后排，望着窗外掠过的北京街景，心里说不出的复杂。司机是个地道的北京师傅，从后视镜里瞅了他好几眼，估摸着是个外国来客，便主动搭上了话。
一问是加拿大人，师傅立马来了精神，操着一口京腔说，加拿大好啊，你们那出过一位大好人，叫白求恩，那可是我们中国人打心眼里认的老朋友。马克听到"白求恩"三个字，愣了一下，喉咙有点发紧。
他用还不太熟练的中文，一字一句地告诉司机：我姓白求恩，白求恩医生，是我的祖辈。师傅一听这话，方向盘都差点没扶稳，扭过头来上下打量他，又惊又喜地说，哎哟这可真是巧了，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呢。
剩下的一路上，师傅几乎没停过嘴，从白求恩当年怎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讲到他在前线怎么救人，讲到自己小时候课本里学过的那篇文章，滔滔不绝。
马克其实是有点忐忑的，来之前他一直在琢磨，都过去七十多年了，一位普通的中国人还会记得自己的祖辈吗？他没想到，答案来得这么快，这么实在。
不是官方的欢迎仪式，也不是什么隆重的场合，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用最日常的口吻，给了他最厚重的回应。车窗外的北京喧闹依旧，他却觉得心里某个角落，一下子被填得满满当当。
要说清楚这份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情谊，还得把时间往回拨。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上，家里是牧师世家。他从小就有股子倔劲儿，学医之后成了胸外科的一把好手，在北美医学界都小有名气。
可他偏偏不安于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眼里看的是穷人看不起病的苦，心里装的是被战火摧残的普通人。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就跑去支援反法西斯的一方，在前线搞流动输血队，救了不少人。等他从西班牙回来，又听说了中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二话不说，便开始张罗着来华的事。
1938年初，他带着一批医疗器械，辗转香港、武汉，一路奔波，终于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没多久，他就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晋察冀边区。
在河北的那些日子，白求恩几乎是把命豁出去了。他在山沟里、破庙里、老乡的土炕上给伤员做手术，缺器械就自己动手改，缺药品就翻山越岭去筹。他给自己规定，前线不能超过多少小时就必须把伤员送到他手里。
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做了上百台手术，眼睛熬得通红，手却稳得像钉子一样，硬是把一个个八路军战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939年秋天，他在给一名伤员做手术时，手指被手术刀划破了。搁在平时这不算什么，可当时条件太差，感染很快扩散成了败血症。就算病成那样，他还惦记着前线的伤员，硬撑着又转移了好几个地方。
11月12日凌晨，他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的一间农舍里，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四十九岁。临终前他写下遗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一件件安排好，留给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进了中国的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都是从那些朴素的句子里，第一次记住了"白求恩"这个名字。
所以那位北京的出租车师傅张口就能说出他的故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名字，早就融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