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仅用4天便攻克谅山，武元甲被撤职后放话：越南失败已是必然结局！
1979年3月初，广西边境的战事正逼近谅山，解放军与越军都在计算同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究竟能为防御争取多少时间。
这个问题，比“谁先占领哪座山头”更能解释谅山战役的走向。越南北部长期经营边境防线，山地、据点和交通节点彼此连接，设计思路并不复杂：依托地形迟滞进攻，争取纵深调动，再等待局势变化。这样的体系，前提是必须拥有充足时间。一旦关键节点连续失守，防御工事越多，反而越容易变成彼此孤立的据点。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战事爆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展开行动，高平、老街等地相继成为战场。越军并非没有抵抗，许多边境部队熟悉山地，也有长期作战经验，但多方向压力带来的问题是，局部防守很难转化为整体机动。前线需要增援，后方却必须不断判断主攻方向，原本依靠纵深换时间的部署，开始被快速推进压缩。

谅山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不是一处孤立的城镇。它位于越南北部交通体系的重要位置，连接边境与河内方向。对防御者而言，守住这里，不只是守住城区，也是在维持北部防线的连续性；对进攻者而言，向谅山施压，则意味着越军必须提前暴露后续部署。
3月初，战斗进入谅山外围。扣马山、巴马山一带的争夺，实质上是在争夺城市的观察、火力和通行条件。外围阵地一旦被突破，城市守军就很难只依靠街巷和工事恢复完整防线。山地防御可以迟滞对手，却不能自动解决指挥中断、兵力分散和补给受阻等问题。

谅山市区的战斗也不是简单的“一拥而入”。从北部城区向南部推进，需要处理道路、桥梁和火力支撑之间的关系。奇穷河大桥一带成为重要通道，桥梁这样的地理节点一旦失去控制，南北城区便可能被迫分割。城市防御最怕的不是某一个阵地被突破，而是突破口不断扩大，令各支部队无法再按照同一套命令行动。
据公开叙述，3月3日前后，解放军已控制谅山北部主要区域，3月4日进一步向南部城区推进并占领全城。关于具体部队、炮火数量和每个阵地的交接过程，不同材料存在差异，不能把二手文章中的夸张说法直接当作战报使用。但谅山在3月上旬失守，确实成为这场冲突中的关键节点。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节点失守，很快传导到了指挥层。越南人民军拥有武元甲这样的名将。1944年12月22日，他参与创建越南人民军前身部队；此后又在抗法战争中积累了极高声望，奠边府战役更使他成为越南军事史上的代表人物。名望可以证明过去的战绩，却不能替代当下的指挥权。

关于“武元甲被撤职”的说法，需要区分职务变化、具体战区指挥和后来的民间叙述。公开材料对其在1979年战事中的实际指挥权限、调整时间及正式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所谓“越南失败已是必然”的原话，也缺少足够可靠的出处。把这句话当成确凿史料，容易把复杂的决策过程写成一场戏剧化对话。
可以确认的是，战局恶化后，越方军事领导层出现了调整，文进勇承担了更重要的指挥职责。这样的变化未必意味着换一个人就能立刻改变战场态势。指挥更替通常包含三层考虑：重新集中命令系统，重新分配责任，同时向军队和政治领导层传递新的决策信号。它更多是组织重整，而不是一剂能够立即扭转战局的药方。
“谅山失守后还要不要继续扩大行动？”这是当时双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方面在推进到既定区域后，于3月5日宣布达到预定目的并开始撤军，至3月16日，参战部队陆续撤回国内。撤军时间较快，说明这场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有限目标，并非以长期占领越南北部为目的。

这也打乱了越方原先可能形成的判断。若对手继续深入，战争可以被解释为长期防御与外部压力的较量；而当对手在达成阶段性军事目标后主动撤回，越方就难以依靠“拖住对手、等待其陷入长期消耗”的设想来重新组织局势。谅山战斗造成的压力，因而不仅来自城市本身，也来自时间表突然被改写。
文进勇接替武元甲之后，越南的军事部署仍要面对已经出现的现实：边境若干重要节点受损，北部防御体系需要重新连接，部队调动和政治判断不能再按照战前预案推进。至于武元甲是否在某个具体时刻说过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仍应留在待考范围内。能够确定的历史节点，是谅山在3月上旬被攻占，以及解放军随后完成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