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它的上半句更经典，道出了中年人步履维艰的生活不易
天宝五载，洛阳城里，二十四岁的杜甫第一次把仕途寄托在进士考试上，结果却落了第。这个结果并没有立刻把他推入诗人的愁苦之中，反而让他更早看清一件事：唐代士人要进入官场，才学只是门槛，时运、门第、荐举和政治风向同样不可缺少。
杜甫出身于有文化传统的士族家庭。祖父杜审言以诗文著名，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这样的家世能够提供读书条件，却不等于可以直接换来显达官职。唐代科举名额有限，进士及第更是竞争激烈，许多有才华的士人仍要通过游历、干谒、献赋、入幕等方式寻找机会。杜甫后来长期奔走，正是因为一条路走不通，只能不断尝试别的路。

落第之后，他没有马上放弃。青年时期的杜甫曾在齐赵一带游历，也曾与李白相遇交游。两人的性情和诗风并不相同，李白的声名与经历，也不宜简单当作杜甫的参照答案。杜甫真正的难处在于，他有文章，有抱负，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稳定而持续的政治位置。
这段等待拖得很久。到了天宝年间，他曾向权贵和朝廷献诗求进，也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求仕活动。天宝六载，唐玄宗下诏征召天下有才之士，杜甫应诏，却因当时主持政务的李林甫安排“野无遗贤”的政治表象，最终没有获得正常进用。具体细节在史料中有复杂背景，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经历使他的仕途更加曲折。
他后来得到过官职，却谈不上顺利。天宝十四载，也就是755年，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职不高，实际生活也没有因此宽裕多少。更大的冲击很快到来。755年末，安史之乱爆发；756年，长安陷落，唐王朝原有的行政秩序和城市生活随之遭到破坏。对杜甫而言，战争不是史书上的一个年份，而是道路中断、消息隔绝、身份变化和家庭生计同时失去保障。

756年，杜甫在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俘获，后来逃出长安，前往凤翔。至德二载，即757年，他被肃宗授为左拾遗。这个职位负责谏诤，品级不算高，却离政治核心很近。杜甫确实上疏救援房琯，因此受到牵连。肃宗时期的任用并没有给他带来长期安全感，官场中的信任往往随着政局和言论迅速变化。
长安在至德二载由唐军收复，杜甫也重新进入朝廷体系。然而，战后的朝廷并未恢复到旧日状态，粮道、财政、军政和地方秩序都在重建。一个中年官员即便保有职位，也可能面临俸禄不稳、家人离散、前途难测。杜甫诗中的沉郁，正是在这种具体压力中逐渐形成的，并非单纯因为性格多愁。

《曲江二首》便应放在这样的处境里阅读。诗中写道：“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两句常被单独摘出，变成劝人知足或谈论长寿的俗语，原来的语境却并不轻松。杜甫当时年近五十，面对的是暮春景物、仕途失意和自身年岁的提醒。所谓“七十古来稀”，更像一个中年人对余生期限的估算，而不是古稀老人发出的感慨。
“酒债寻常行处有”也不能简单还原成一则确定的生活逸闻。它既有现实感，也有诗歌修辞意味，能够让读者感到一个官场失意者在人情往来和日常开销中的窘迫，却不足以证明所有关于典当衣物、下朝饮酒的具体故事。诗句留下的是压力的形状，而不是一份完整的账簿。

有意思的是，杜甫并没有把自己的困顿写成孤立的个人抱怨。曲江的景物、官场的进退、饮酒的意象和“古稀”的年岁意识，在诗中彼此牵连。个人生命的长度，已经和官职能否延续、家庭能否安置、国家能否恢复秩序发生关系。诗歌因此具备了生活记录的性质。
此后杜甫辗转蜀中，依靠友人和地方官员的帮助维持生活，晚年又沿江南下。大历五年，即770年，他病逝于潭州至岳阳一带的行旅途中，传统记载多称卒于耒阳附近。所谓病逝蜀中并不准确，蜀中是他后期重要的居留地，却不是可以笼统替代其最终地点的说法。那个曾经反复求仕、短暂入仕、又不断离开官场的杜甫，最终没有等到稳定的政治归宿，留下的却是一个中年官员如何被时代一步步逼近晚境的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