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六部制权力究竟有多大？它如何限制宰相揽权，起于隋朝、完善于唐朝，最终废于明朝？
公元705年至710年，唐中宗李显在长安复位，朝廷中却出现了一批不按常规程序进入官场的任命。它们往往不经中书省正常拟制，也不完全遵循门下省审议，文书从侧面封发，因此被称为“斜封官”。这件事看似是吏治问题，往深处看，却触到了三省六部制最关键的部位：政令究竟从哪里进入行政系统。
三省六部的要害，不只是官名多、机构分得细，而是把一道命令拆成了几个环节。中书省负责根据皇帝意旨草拟诏令，门下省承担审议、驳正等职责，尚书省再把政令交给六部及相关机构执行。六部之中，吏部掌官员任用与考核，户部管理户籍、财政，礼部负责礼仪、学校与科举，兵部掌军政，刑部主管司法，工部处理工程营造。
这套安排有一个很实际的作用：让决策、复核、执行不集中在同一只手里。皇帝仍是最高权力来源，三省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权力机关，但一道政令若要顺利落地，通常需要经过多道手续。文书出了差错，有复核环节；官员任用引发争议，也能留下责任线索。

隋朝建立后，这种中枢整合的需求更加突出。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隋并不是简单地换了一个皇帝，而是要把长期分裂后形成的地方势力、官僚体系和财政资源重新纳入中央管理。单独依靠一名宰相处理全部政务，容易造成权力过度集中；把政务分给不同机构，则便于皇帝掌握总入口。
所以，三省六部并非一开始就以完整面貌出现。尚书机构本来就承担政务执行，后来权力不断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门下等机构逐渐参与机要和诏令处理。到了隋唐，三省的分工被重新整理，尚书省下辖六部的格局也逐步稳定下来。制度形成的背景，既有防止宰相专权的考虑，也有国家规模扩大后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唐代宰相并不是固定地只由某一个官职担任。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官员，都可能进入决策中枢，部分官员还会以其他身份参与政事堂议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宰相”从一个具体职位，变成一组参与国家决策的官员。权力被分散到多人手中，皇帝则可以通过任免、调动和重新指定议事人员来控制局面。
有意思的是，皇权对三省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废掉某个机构，而是改变制度的称谓和入口。武则天执政时期，曾将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尚书省也有过改称麟台的阶段。名称变化本身未必立刻改变日常办事，但它向朝廷释放出清楚信号：中枢机构的权威来自最高统治者的重新确认。
刘祎之的遭遇，更能说明程序边界的脆弱。武周时期，他曾对诏令是否经过应有的中枢程序提出质疑，随后被卷入政治案件，687年被赐死。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某一句争辩，而在于一个官员能否以制度程序审查皇帝意志。只要最高权力可以重新解释程序，三省的封驳和复核就很难成为绝对限制。

唐中宗复位后出现的“斜封官”，则是另一种情况。皇帝亲笔或以非常规方式发出的任命，绕开了中书、门下的正常审议，再交由有关部门执行。史书所说的斜封，并不只是文书写法特殊，而是意味着任官渠道发生了偏移。宫廷亲贵、外戚及相关势力由此获得了插手官员任用的空间。
吏部官员李朝隐曾对这类任命进行抵制。吏部掌握铨选，若它只把所有文书照单执行，三省六部就只剩下传递命令的作用；若坚持审核，又可能与皇帝意旨发生正面冲突。李朝隐的做法说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机构设置，还取决于具体官员是否愿意依照职掌承担风险。
三省六部的限制作用，因此有两层含义。它限制的是宰相和普通官僚把所有政务集中处理的可能，却没有取消皇帝改变规则的权力。皇帝可以换人，可以改名，可以另开文书渠道，也可以让某些命令直接进入执行环节。制度像一张程序网络，能约束日常运行，却未必挡得住最高权力主动改动网络的节点。

宋代以后，三省之间的边界逐渐发生变化，中书门下成为处理政务的重要中枢，原先三省各自承担的职能不再完全分开。元代以中书省总领政务，门下省、尚书省的原有地位进一步削弱。到了明代，朱元璋在1380年处理胡惟庸案后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三省六部的完整结构由此被打破。
六部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行政事务的主要归口。变化在于，六部不再处于三省协作链条之中，而是被置于更直接的皇权管理之下。三省六部制从分工严密的中枢体系，转为六部承担具体事务、皇帝直接统摄的单轨模式。它所限制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位宰相，而是把中央政务拆分、复核、执行的那套完整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