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带着几十个太监骑马冲出东华门，想从城门突围。结果朝阳门不开，安定门锁死，成国公朱纯臣大门紧闭，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三月十九日天还没亮，北京城已经换了主人，只是紫禁城里的崇祯还不愿相信。
他带着一队太监从东华门冲出去，准备由齐化门离开。齐化门就是后来的朝阳门。可到了城门下面，守门的人没有开门，城楼上甚至有人放箭。皇帝只能掉转马头，去找负责守卫京城的成国公朱纯臣。
朱纯臣的府门同样关得严严实实。崇祯没能见到他，只好继续向北，赶往安定门。随行太监拿斧头劈门，折腾半天也没能打开。街道上到处是逃兵和乱民，跟在皇帝身后的人越来越少。
崇祯又回到宫中，敲钟召集文武百官。钟声传出去很远，宫门前却始终空空荡荡。曾经每天争着上朝、抢着说话的大臣，这时一个也没有出现。
其实，真正决定崇祯命运的，并不是这几个时辰，而是此前被白白耗掉的两个多月。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挥军渡过黄河，向山西推进。明朝在北方的防线早已千疮百孔，军队缺饷，城池缺兵，地方将领也开始各想出路。北京看上去城高墙厚，内部却已经没有多少可靠的兵力。
朝廷里有人意识到，北京可能守不住。翰林官李明睿被召见时，提出把朝廷转移到南京。这个方案并不是临时逃难，也不是找一座小城躲起来，而是启动明朝原本就存在的两京制度。
朱元璋建都南京，朱棣后来迁都北京，但南京并没有变成普通地方。那里仍保留六部、都察院、国子监等机构，也有宫城和一批官员。江南又是重要的赋税来源，水路发达，长江沿岸还有明军。只要提前安排，皇帝或者太子到达南京，朝廷至少还能继续发布命令、筹集粮饷、联系各地将领。
崇祯听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立即拒绝。他私下承认，自己早就考虑过南行，只是没有大臣站出来支持。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他希望有人先公开提出，自己再顺势批准，这样既能离开北京，又不必承担放弃京师的骂名。
大臣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谁赞成南迁，谁就可能被骂成动摇军心、放弃祖业；谁坚决反对，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忠于京师的名声。首辅陈演不肯承担赞成南迁的责任，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更是强烈反对，甚至要求惩办提出南迁的人。
于是，一个关系到朝廷生死的决定，变成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试探。崇祯等群臣表态，群臣等崇祯下令。人人都明白局势危险，却没人愿意把责任真正接过去。
左都御史李邦华后来提出另一种办法：皇帝留在北京，让太子先去南京。这样既能保留京城的抵抗姿态，也能为皇室留下一条退路。即便北京失守，南京仍可以太子的名义召集军队，避免南方群龙无首。
这套方案同样没有实行。崇祯担心太子年纪太小，也担心太子到了南京以后，身边形成另一套权力班子。表面上看，他是在维护朝廷统一；实际上，他始终不愿放松对最高权力的控制。
南迁本来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皇帝出行要准备车马、船只、护卫和粮食，还要安排百官、宗室和重要文书。北方道路已经动荡，山东一带也不安稳，途中随时可能遭到拦截。越早行动，成功的机会越大；
可朝廷把最有价值的正月和二月耗在争论里。崇祯派大学士李建泰出京督师，希望阻挡李自成，又不断催促各地军队进京勤王。这些命令看起来不少，真正落实的却很有限。李建泰的队伍一路涣散，吴三桂等边军距离北京又远，等他们行动起来，局势早已失控。
二月以后，太原、大同、宣府等地陆续失守。许多守军没有进行长期抵抗，便开城投降。居庸关一破，北京北面的最后屏障也没了。李自成的大军逼近京城时，崇祯才发现，自己手中既没有能够野战的精锐，也没有提前建立好的南方指挥中心。
三月十八日，北京外城防线崩溃。守军四散，城门相继失控。崇祯安排几个儿子换上普通衣服出宫，又逼后妃自尽。他本人仍想寻找出口，这才有了东华门外那场仓促而狼狈的突围。
他先后被齐化门、成国公府和安定门挡了回来。表面上看，是三道门没有打开；往深处看，是皇帝与军队、勋贵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全都断了。过去依靠皇权维系的秩序，一旦失去兵力和信任，连一扇城门都无法控制。
回宫以后，崇祯身边只剩少数人。天快亮时，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万岁山，也就是后来的景山。崇祯在衣襟上留下遗言，其中那句“皆诸臣误朕”，后来被反复提起。
群臣确实有责任。有人在紧要关头推诿，有人一面高喊死守，一面暗中准备退路，还有人城破后很快投降。不过，北京陷落时也有李邦华、范景文等官员自尽殉国，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一群只顾性命的小人。
崇祯同样无法把责任全部推给臣下。他并不是不勤政，也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始终想同时保住京城、名声、皇权和退路。当这些目标发生冲突时，他没有及时决定舍弃哪一个，结果四样东西一样也没保住。
南迁未必能够让明朝重新强盛。南方军队派系复杂，财政压力沉重，各地将领互不服从，清军和大顺军的威胁也不会因为迁都自动消失。但只要皇帝、太子和完整的中央机构能够提前到达南京，明朝至少不会在北京城破后立刻失去统一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