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天夜里，父亲的警卫员潘叔叔带我乘坐老式吉普车前往文武路公安局大院探望父亲。平房内灯光昏暗，久别重逢，父亲神色疲惫苍老，他告知并非被关押，只是住所时常变动，身边还有临时安排的保卫干部。父亲叮嘱我去寻找母亲，又托曾姨帮忙购置叶子烟。物资紧缺，烟凭票供应，我学着自制烟叶，父亲也不舍丢弃抽过的烟蒂，重新裹成烟卷，常常自嘲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

家中只剩我与曾姨相伴，深夜后院苗圃时常传来电报声，围墙外便是成都警备区。曾经心生畏惧，后来反倒宽慰自己，印证外界对父亲的种种指控皆是谣言。冬日缺少取暖木炭，个子瘦小的我，悄悄去机关大院煤棚捡拾碎炭过冬。

彼时皇城尚未拆除，广场人群熙攘，标语传单漫天飞舞。街上流行强制剪烫过的头发，天生卷发的我，每日被曾姨叮嘱把辫子紧紧编起。我和同学穿梭人群捡拾传单，难以读懂激昂的文字。直到某天，广场的标语直指父亲，高处批斗台上消瘦的父亲映入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