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读到项立刚这篇文章，让我非常震惊，文章充满了偏见、傲慢和狭隘，用隐晦的民族主义滤镜，去污名化普通读者的纯粹情感。特别是最后一段，“是不是还有一群，其实也没读过什么东野圭吾，但是看是一个日本人死了，必须出来表达一下痛苦和怀念？是不是有些这样的人，我多少有点疑惑。”刻意用立场挑起粉丝情绪，显得非常恶毒。


东野圭吾去世的消息传来，国内网络上掀起了一片悼念声，在一片哀悼中，项立刚的发言格外扎眼。


他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完全不认识这位日本作家，也没读过他的书，并话里有话地补了一句：网上这么多人哭天抢地，到底有几个是真读过东野圭吾的，又有多少是看见日本人死了就赶紧出来表演一下悲伤的？这话一出，评论区立刻炸了锅。


有人觉得他说了大实话，撕下了跟风者的遮羞布；也有人觉得这话刻薄，凭什么你自己不认识，就要怀疑所有人的感情？


项立刚说自己早年系统学过文学，但东野圭吾的作品大规模进入中国是2007年以后的事，那时候他早已告别靠文学调节情绪的年纪，扎进实业领域办行业杂志去了。


这个逻辑乍听没什么问题，一个人不了解某位后来成名的作家再正常不过。但他问题的根子在于，他用自己四十岁后的阅读选择当尺子，去量别人。


他认定四十岁以后的人不该再沉迷通俗小说，所以看到易中天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学者写“先生怎么能弃我而去”，就觉得别扭，觉得是在作少女状。


这种别扭透露出的是一种认知上的傲慢。项立刚把文学窄化成了青春期情绪安抚剂，仿佛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搞实业搞技术的人再去读小说，就是心智停留在需要被故事哄着的阶段。


这种“我搞产业我务实，你读小说你矫情”的二分法，把人的精神需求看得太扁了。东野圭吾的书在中国卖了近五千万册，连续多年霸占外国作家富豪榜榜首，光《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就破了千万销量。


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关注这些数字，但用“我没听说”去否定别人的真实感受，这就不是阅读偏好的问题，而是逻辑上的自大。


易中天在悼文里写得很清楚，他和外孙女都是东野圭吾迷，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是东野圭吾的书帮他平静下来的。一个老人对自己喜欢的作家表达不舍，用词重了些、情绪满了些，就被扣上“作少女状”的帽子。


项立刚在微博上甚至直接说易中天不配搞历史，搞历史需要冷峻，而不是不受控制的情绪。这就更奇怪了，难道搞历史的人连为喜欢的作家难过都得端着？


再说紫金陈。这个被读者称为“中国东野圭吾”的推理作家，当年正是2012年读了《嫌疑人X的献身》，才推开推理小说的大门。


那时候他放弃了原来的工作，穷到两年没有收入，硬是靠着“这条路能成”的念头撑了下来。后来的《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里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注视、对人性幽暗的解剖，明眼人都看得出东野圭吾的影子。


但他没有照搬，而是把那种社会派推理的关怀移植到了中国土壤上，才有了后来的《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这些高分国产剧。


如果按项立刚的逻辑，紫金陈这种受东野圭吾启蒙才走上写作路的人，是不是也要被归入跟风的一类？一个作家的影响力，从来不是靠悼念文章的声量来证明的，而是看有多少人在他的影响下拿起笔、开始写自己的故事。


这些年，很多人养成了一种习惯：看到某件事成为热点，第一反应不是去理解，而是质疑那些表达情感的人是不是在表演。


项立刚最后那段话的狠辣之处就在这里，他不直接说谁的悲伤是假的，但他用一种“我怀疑”的姿态把所有人都拉到了被审视的位置上。


一个人对某位作家无感，这太正常了，读书本就是各花入各眼的事。但自己无感就怀疑所有有感的人都是装出来的，这种诛心之论，比没读过东野圭吾要可怕得多。


回头看这场争论，易中天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表达了对一位作家的不舍。紫金陈也没有做错什么，他老老实实承认东野圭吾是自己的引路人。


那些默默在评论区打下“一路走好”的普通读者更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觉得一个陪了自己很多年的作者走了，心里空了一块。


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表达悲伤都要先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会不会被人嘲笑跟风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可以坦然地说“我喜欢”和“我不喜欢”，而不需要对别人的“喜欢”指手画脚。这个道理，比东野圭吾的任何一本小说都更值得琢磨。


信源：立刚科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