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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前后，那场讨伐四川亲北洋军阀的战争失败，贺龙率部撤到贵州铜仁一带。熊克武这时是孙中山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他也率汤子模的部队一同退出四川，进入铜仁地区。
两人从那时候起，算是命运的拐点开始明显分叉。


对贺龙来说，这次失败打击很大。他没简单归结为“敌人强、我们弱”这么一句，而是开始认真反思：
为什么站在“正义一方”的讨贼军，几次战斗中一度占据优势，却还是输掉了整个局？
他看得很清楚：除了北洋政府靠着帝国主义支援、兵力武器占优势之外，更大的问题是自己人这边——
领导人有的并不真正理解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更不要说无条件执行；大部分军队还是旧式军阀武装，拥兵自重、争权夺利、不讲政治立场，只认现实利益；有人为了高官厚禄，转头投靠北京政府。

这套东西，说穿了就是“革命队伍军阀化”。
贺龙很早就意识到，这样依靠旧式武装搞革命，迟早还会输。
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对单靠孙中山号召、而没有新型革命力量加入的那条路，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孙中山本人，而是怀疑仅靠传统那种“拉队伍、打地盘”的方式能不能真正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

也就在这一段，贺龙和熊克武在政治判断上，开始出现了分岔。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开始尝试新的革命道路。
贺龙早早听到消息，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一条比单纯依靠旧式军阀队伍更靠谱的路，他很想亲自去广州看看，系统学习一下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换句话说，他已经在朝着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方向靠拢了。


不过，那个时候，熊克武的处境很尴尬。
他的队伍刚经历了失败，残部仍然需要有能力的军事干部来重整旗鼓。像贺龙这样既能打，又有威望，又能镇住部下的指挥员，对他来说，是绝对不能轻易放人的。
所以，当贺龙提出要去广州“深造”，熊克武站出来，跟他一番推心置腹地劝说——大意就是，当下队伍危急，离不开他这样的骨干，现在如果离开，对整个川军残部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贺龙权衡了一下，最后被说服，留下来继续帮他撑局面。

这种劝说，从情感上讲，是真心的；但从历史回头看，也确实延缓了贺龙接触、吸收新的革命思想的步伐。
这也是两人之间后来产生分歧的一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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