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榨干了中国外逃贪官身上的油水，将具具干尸退给中国，门都没有。如果美国执意要将这批对美国已无用的人推给中国，那就应该将这些贪官外逃美国带去的脏款加利息分毫不差地全部归还中国。
一架遣返包机落地，舱门打开，人回来了，钱却没有跟着下飞机。若只清点座位，不核对账户，这场跨国合作就像饭店退回空盘子，却把菜钱和小费全忘了。
外逃腐败分子最爱讲一个故事，只要跨过国境，换个身份，再把钱塞进房产、公司和金融账户，旧账就能自动清零。可惜，法律不是橡皮擦，护照也不是洗衣粉，黑钱转几圈仍然是黑钱。

二零一五年，中国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其中四十人逃往美国。美国之所以一度成为部分外逃人员偏爱的目的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案件往往需要通过遣返、劝返、异地追诉和刑事司法协助等方式推进。
程序一多，有人便把法庭当成候机厅，把上诉当成续杯券，能拖一天算一天。不过，程序可以拖长日历，却不能替违法所得办理合法身份证。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二零零三年外逃，辗转多个国家和地区，二零一四年进入美国并申请避难，直到二零一六年才回国投案。十三年时间足够让一栋楼翻修几遍，却没能把她的违法责任装修掉。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的案件更像一场跨国马拉松。他二零零一年外逃，二零零九年在美国获刑，二零一八年被强制遣返回国。
为推动案件办理，中方向美方提供约十五万页证据材料，并组织证人远程作证。有关部门最终从境内外追回赃款二十多亿元，说明只要证据链扎实、合作渠道畅通，人和钱都不是追不回来。
余振东则在二零零四年被美国遣返回国，成为中美执法合作中的重要案例。这些案件说明，中美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合作，而是合作经常绕远路。
人能追回，钱也能追回。关键在于有关方面是否真正愿意查账户、冻结资产、移交证据，而不是只在发布会上把合作两个字擦得锃亮。
近年来，美国加大对非法滞留人员的遣返力度。对此必须把不同性质的人员分开处理，普通非法移民、刑事犯罪人员和外逃腐败嫌疑人不是同一类问题，不能往同一个筐里一倒，再贴上一张统一退货的标签。
中国依法核验并接收确认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员，是负责任国家应有的做法。但这不等于美国可以只把人员送回，却对外逃腐败分子携带、转移和经营的赃款闭口不谈。
人员遣返属于移民执法问题，追逃追赃属于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问题。两本账可以分别登记，却不能故意漏掉其中一本，更不能把遣返几个普通人员包装成追逃追赃已经结清。
外逃赃款进入银行、房产、保险、公司股权或其他投资渠道后，可能形成利息、租金和投资收益，也可能被层层拆分、转移和隐匿。
真正公平的处理方式，是依法查清资金来源和流向，将赃款本金、孳息以及能够认定的相关收益一并冻结、没收和返还。只交人不交钱，就像把螃蟹壳送回来，却说蟹黄已经找不到了，显然说不过去。
截至二零二四年，天网行动已从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一万四千零四十八人，追回赃款六百六十六点二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六十二人归案。
二零二五年又追回外逃人员九百六十三人，并实现百名红通人员亚洲地区清零。这些数字背后，是证据收集、资金追踪、外交协调和司法协助共同形成的长期合力。
二零二六年四月，天网二零二六行动正式启动。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境外追赃挽损专项行动，公安机关继续推进猎狐行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
这样的安排已经把目标说得很明白，既追人，也追钱，还要堵住资金外逃的暗渠。与其等赃款在海外账户里长出几层外壳，不如提前扎紧制度篱笆，让想跑的人买不到放心票。
反腐败国际合作不能成为单向传送带。美国需要中方配合遣返时，强调身份核查和接收责任；中方要求追逃追赃时，美方同样应当承担证据协助、资产冻结和赃款返还责任。
规则若只在对自己方便时生效，那不叫法治，更像商场里只认收款、不认退赔的霸王条款。国际合作讲究权利与义务对等，不能人员打包送走，赃款留下慢慢生息。
中国追逃追赃的底气，不在于喊得多响，而在于十多年持续织网、逐案攻坚。外逃者可以改姓名、换住址、藏账户，却改变不了赃款属于人民的事实。
美国若要把有关人员依法遣返，门当然要按照法律和程序来开。但门口还应摆一张清清楚楚的账单，人该回来，赃款也该回来；本金要追，依法认定的孳息和收益同样不能少。
只有人赃俱返，才算真正合作。只有颗粒归仓，才能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才能让那些幻想带着赃款远走高飞的人明白，海外没有永不关门的避罪天堂，更没有不用结账的免费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