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沈醉视察白公馆时，看见犯人韩子栋正疯疯癫癫地跑着步，马上觉得不对劲，准备好好审问一番。看守却说：“这人被关了十几年，已经疯了，审也是浪费时间！”

沈醉停下脚步，眯着眼瞅了那个跑圈的背影好一会儿。看守在旁边赔着笑说：“处座，您别看他这样，每天这时候准出来放风，不跑够一个钟头不回去，回去就窝在墙角啃手指头，谁跟他说话也不理。”

沈醉没接话。他心里头那根弦绷得紧，干这行十几年，见过装疯的，也见过真疯的。真疯的人眼神是散的，像一滩烂泥糊在眼眶里；可刚才韩子栋转身那一瞬间，他分明捕捉到一束光，极短极短，短得像是错觉，但沈醉信自己的眼睛。那光里头有东西，不是痴傻，是警觉。

白公馆这地方，阴森得能拧出水来。墙高得连鸟儿都懒得飞过，铁窗锈迹斑斑，过道里终年飘着霉味和药水味混杂的恶心气。关在这里的，没几个是寻常角色。韩子栋的卷宗沈醉翻过，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1934年抓进来的，算到1947年，整整十三个年头。十三年不开口，不交代，不低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倔强。可看守们天天跟他待一块儿，早习惯了他的疯态，给他送饭的杂役还拿他取乐，往他碗里扔菜叶子看他会不会数。韩子栋每次都傻笑着把菜叶子一片片摆整齐，像小孩子过家家。

沈醉绕着操场慢慢踱步，表面上像是在视察岗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靠近韩子栋的跑步路线。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韩子栋每次跑到东南角那棵老槐树底下，步子会不自觉地顿一下，就那么零点几秒，然后恢复那种摇摇晃晃的节奏。东南角，墙外头是下山的小路，路旁有条干涸的溪沟，顺着沟能摸到嘉陵江边。沈醉脑子里“咯噔”一下。这不是疯子在瞎跑，这是人在用脚丈量距离，用心记地形。

看守还在絮絮叨叨：“处座，您别费心了，前两年重庆行辕也有人来提审过他，问啥都不答，光流口水，后来连提审的人都嫌恶心不来了。”沈醉冷笑了一声。在沈醉看来，越是看起来没价值的时间，越值得花。一个能装疯十几年不露破绽的人，要么是真疯了，要么是狠到了骨头里。而韩子栋，显然是后者。

当天夜里，沈醉没惊动任何人，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二楼走廊暗处，盯着下面牢房的小窗户。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在铁栏杆上像一排牙齿。凌晨三点，别的牢房都静得跟死了一样，韩子栋那间却传出极轻极轻的哼唱声，调子断断续续，听不出是什么歌。可哼唱中间夹着几个短促的停顿，像摩斯密码，沈醉虽不是破译专家，但他本能地嗅到一种规律性。他第二天就调了韩子栋的全部口供记录和体检档案，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韩子栋的“疯病”发作时间，每次都跟白公馆换岗排班表的调整日期挨得很近。这是巧合？

沈醉决定亲自审。不带记录员，不提前通知，天没亮就让人把韩子栋提到审讯室。灯打得雪亮，韩子栋缩在椅子上，眼神躲闪，手指绞着衣角。沈醉不急着问话，反倒倒了杯温水推过去。韩子栋盯着杯子，喉咙动了一下，但没伸手。沈醉开口了：“你跑圈的时候，数到第几圈开始喘？”韩子栋的身体像被针扎了一样僵住，虽然马上又恢复了那种木讷的傻笑，可那一瞬间的僵硬，足够让沈醉心里有了底。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这一段，他说自己当时其实有点佩服韩子栋。那种佩服里头混着警惕和惋惜，一个能把假疯演成真疯的人，得有多大的心劲儿？可这种心劲儿，偏偏用在了跟自己作对的事情上。他没有当场揭穿韩子栋，也没有加刑，反倒叮嘱看守“别难为他，让他继续跑”。有人问他为啥，沈醉只说了句：“猫抓耗子，得让耗子觉得能跑掉，才好玩。”这话听着狠，可细想之下，何尝不是一种忌惮？他怕的是，一旦把韩子栋彻底逼到绝路，这人反而会豁出去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

可沈醉终究漏算了一着。他以为自己盯着就万无一失，却忽略了时间的力量，韩子栋装疯的第十四年，趁着一次外出买菜的机会，真的跑了。那一跑，跑出了白公馆，跑出了重庆，跑回了组织身边。后来有人说，韩子栋在跑步的时候，早把每一寸地皮都踩熟了，连路上几块松动石子都数得清。沈醉得知消息那天，砸了办公桌上一个砚台。他不是气韩子栋跑掉，他是气自己，明明早就看穿了，却因为那点傲慢的“猫鼠游戏”心态，给了对手翻盘的时间。

回过头看这段往事，谁才是真正的“疯子”？是那个在墙根下一圈圈跑步、把自由算进每一步里的韩子栋，还是那个明知不对劲、却因为轻敌而放任不管的沈醉？监狱里的高墙锁得住身体，锁不住一个脑子时刻在线的人。韩子栋用十几年的“疯”，换来了最后那一瞬间的“醒”，这种隐忍，搁谁身上都脊背发凉。而沈醉的教训更辛辣：有些危险，你看出来了不算本事，看出来了还让它溜走，那才叫真正的失手。

白公馆的石墙到今天还在，游客路过时偶尔会听到导游讲起“疯老头”的故事。可多少人能真正琢磨透，那十几年里，每一个清晨的奔跑，都是一个人对自由最沉默也最狠的宣誓。看守们笑他疯了的时候，他正在心里默默计数；沈醉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那张逃跑的路线图早就跑完了最后一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