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张书海临刑前穿着灰色衬衫、脖子上套着法绳，被两名武警紧紧架住双臂，满脸戾气，仍不见半分悔意。

这哥们儿当年在河南叶县侯庄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5年生人，1971年虚报年龄跑去辽宁当了五年兵，在部队警卫连混过。1976年退伍回了村，凭着党员加退伍兵的身份当上了民兵营长，1981年又被选上了村委会主任，一干就是十来年。那时候在农村，村主任就是一方土皇帝，说一不二的主儿。可人心不足蛇吞象，后来他跑去竞选副乡长，掏空了家底请客送礼，结果还是落了选。这对他刺激太大了，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连个副乡长都捞不着。八十年代那会儿不少人下海发了财，张书海看得眼红心热，干脆辞了村主任也去做生意。倒腾麝香、开照相馆、卖粉皮、摆鞋摊，折腾来折腾去赔了个精光。

连连碰壁把这人的耐心磨没了。一个当过兵、干过村主任的人，自尊心比天还高，怎么能接受自己混成这副熊样？再加上查出来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家族里不少长辈都是被这些病拖垮的，他心里头那根弦彻底绷断了。1996年秋天，他盯上了郑州万福花园的李全国。11月27号晚上，他带着侄子张小马，蒙面持猎枪闯进李家，把人家老婆、女儿、女婿全绑了，翻出现金和手表，总共弄了一万多块。第一次得手后叔侄俩互相瞒着各藏了私房钱，这才刚上路就已经各怀鬼胎了。

可一万多块钱哪够？1997年夏天，他开始张罗抢郑州电信局淮河路营业厅，这回拉上了自己的亲儿子张宏超。他儿子当时在郑州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念书，本来死活不愿意，张书海连哄带吓，儿子最终还是点了头。不仅儿子，他还把儿子的同学张世镜、侄子张小马、亲妹妹张玉萍全拽了进来。11月19号下午五点，五个人带着猎枪和导火索冲进去抢了37万多。分赃的时候张书海跟儿子说给张世镜和张小马各分1万6，就说总共只抢了8万，连自己儿子都骗。

1999年3月3号早上七点多，张书海、张宏超、张世镜又动手抢了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交通路储蓄所，弄了5万多。到了2000年12月9号下午四点五十分，这伙人把动静搞到了最大，郑州银基商贸城一楼广东发展银行营业部。张书海在防弹玻璃上贴了自制爆炸装置炸开洞，张世镜和乔红军翻进柜台把208万现金装进编织袋。银基商贸城保卫处副处长常玉杰带人赶来阻拦，张书海端起五连发猎枪就开了火，常玉杰当场中弹死亡。四条人命换来的208万，加上之前三次，前后抢了250多万，打死一人打伤五人。

案子震动了全国，公安部列为2000年第二号大案。但真正让他栽跟头的，是一把锁，民警排查发现二七区绿城花园一户人家装的三把门锁，和1999年“3·3”案现场遗留的锁盒是同一个牌子。带回去一问，指纹一比对，跟“12·9”案现场的指纹完全吻合。2001年6月13号凌晨三点，警方包围绿城花园，抓住了正要外逃的妻子王雨和妹妹张玉萍，搜出了五连发猎枪、27万现金、35万存折和大量子弹。张书海已经逃回平顶山，当天上午郑州公安局副局长张战军带人在园丁路上发现了他，追出100多米按倒在地。张书海拼命挣扎还把副局长推倒了，最后还是被制伏。

2001年8月郑州中院开庭。三天的庭审里，张书海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唯一一次激动是在最后陈述时拼命替妹妹张玉萍开脱，说“如果被抓时不是我妹打电话告诉我她全部都说了，当时我就自杀了，妹妹有立功表现”。可张玉萍三次抢劫一次没落，从帮忙准备工具到主动踩点、租车接应，法庭上还说自己主动要去抢。法院认定她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罪行严重，应予严惩。张书海想“丢帅保卒”，但法律不认这套。

这人临死前脸上那副表情，说实话挺能说明问题的。他不是不怕死，公判大会上面对摄像机镜头，他挤出一丝笑容想装镇定，但那笑容转瞬即逝，站在那儿听宣判词的时候开始不停地出汗，汗水浸湿了前襟，双手被捆在身后连擦都擦不了。可就算到了这个份上，他脸上那股子戾气还是散不掉。一个当过兵的人、干过村主任的人、本可以在村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的人，硬是把全家老小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儿子被执行死刑，妻子被判了十二年。这叫什么？这叫贪欲吞噬了人性，这叫把亲情当成了犯罪工具。

我常想，张书海这种人最可怕的不是他有多凶狠，而是他那套“要干就干大事”的逻辑。他觉得没钱万事难，觉得有钱的人都是年轻时干过坏事搞了“原始积累”。这套歪理邪说不仅忽悠了他自己，还忽悠了他儿子、他侄子、他妹妹、他儿子的同学们。一个长辈，不给后辈指条正道，反而把孩子们往火坑里推，这比抢劫银行本身更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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