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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遵义之后的行军途中，又专门组建了一个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个人组成。这等于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下来。很多人后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在这一刻，党内的最高权力结构，从“照搬俄国教条、依赖外来顾问”，明确转向“以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为主导”。

当然，即便会议已经作出决议，也不是所有人一夜之间就心悦诚服。有一个人就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还努力为左倾错误辩护，他就是凯丰。在会上他的态度就显得比较僵硬，会议结束之后，伍修权还亲耳听到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这句话其实很露骨。他看重的是手里的权力象征，觉得不该这么“轻易”交出。

博古虽然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处于被否定的一方，但他的态度相对要成熟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再坚持下去并没有实际意义，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这里说的“挑子”，就是那几担装有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担子。当时党中央的文件、印章，都用扁担挑着转移。

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正式撤销了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1月19日撤出遵义时，伍修权还跟他在一起。李德提出请求，想跟随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了，于是两人一起到了一军团，过桐梓，再继续北上。林彪表面上不怎么主动找李德聊了，但让他随队行动，从侧面也说明，他心里对这位“德国顾问”仍有复杂的兴趣。林彪还交代军团管理科一个高个子科长，要照顾好李德的生活。每到宿营地，这位科长都会亲自帮他找房子，尽量挑位置适中、安全又相对好一点的房屋给他住。部队打土豪抄来的东西，也会挑一份最好的给他。

只是，李德的情绪已经坏到几乎难以自控的程度。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天伍修权去他屋里，看见桌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一把小铁锤，显然是他自己刚敲着吃。伍修权顺手也敲了一个，随口吃了几口。没想到李德当时正憋着一肚子气，突然指着他发作：“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这个场面，连伍修权自己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说，这人把自己情绪全压在别人身上，把翻译当成泄愤的出口。

后来伍修权被调到三军团工作，有一次司令部弄到一些炼乳、咖啡和香烟，杨尚昆叫他给李德送一份过去。他照办了。李德见到东西，语气一下子柔和下来，说他真是个好人，还记着自己。至于他先前动辄骂人、训人的那些场景，仿佛一笔勾销。人的情绪，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又带点小市民式的。

长征后期，中央队伍经过草地时，张国焘在另外一支队伍里搞分裂，有一次原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吵起来，说要拉人跟张国焘南下。伍修权、李德也在现场。后来有人说，李德当时是反对南下的。但伍修权也说，这个反对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泽东的路线，更多还是出于他自己的盘算：希望尽快向北，靠近苏联，借此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李德后来随中央红军一起到了陕北，在那边还帮忙训练过骑兵。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到保安采访时，也去见过他。那时候李德对遵义会议撤销他顾问职务的决定，依然不服气，满肚子牢骚。

中央安排他在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周恩来又指定伍修权去给他当翻译。伍修权当时一听，心里有点抗拒，直接跟周恩来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再也不愿意当李德的翻译了。”周恩来却耐心劝，说工作需要，过去恩怨先放一边。最后伍修权还是答应了，又和李德共事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两人之间的关系多少缓和了一些，过去那些不愉快，也就算是翻篇。@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遵义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