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背景理清以后，再看那一月的遵义，会显得更具画面感。

1935年1月，红军突然打下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这下算是在长征路上喘了一口大气。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找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开一次关键会议。地点选在遵义旧城里一座军阀公馆改造的小楼。就是在那里，一场足以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悄悄拉开帷幕。

参加会议的人名单拉出来，其实几乎就是那一代中共高层的“合影”：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朱德；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为了让最懂前线的人也参与讨论，又扩大到军团一级：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也赶到了，只是因为战事耽误，会议开始后才匆匆进场。邓小平本来只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途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变成正式参会者。

李德只是列席，还不再是那个挥手指点江山的“最高指导”。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也一起坐在场内。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部队紧急作战，会议还没结束就被迫离开。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当时没能赶在时间内渡过乌江，干脆连会都没参加上。

这一系列细节，说明当时环境很紧迫：不是开会就开会，外面随时可能响起枪声，里面的人随时可能被叫回去带兵。

会议的节奏也很特别。白天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还得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调动部队、联络地方，只有晚饭后才能集中开会，一开就开到深夜。整个会议前后开了三次，从1月13日一直开到15日。后来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日期是1月8日，伍修权看过后，说很可能是把“18日”印错成“8日”，因为红军8号才刚进城，中央机关9号才进入遵义，要在那时候就把决议写好，显然不合逻辑。

会议开始时，主持人还是博古。他照例坐在那张长条桌子中间，其他人随便找个板凳往旁边一坐，并没有现在这种一号、二号、三号排好名字的座位表。因为会议要连开几天，大家位置也经常换来换去，有时候坐得很近，有时候隔着好几个人。

会议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军事路线。其实就是一句话——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红军到底该怎么打？重点自然是要批判那条左倾的军事路线，总结这次几乎把红军打残的教训，顺带把“军事教条主义”这种思路整个拿出来批给大家看。

会议上，先发言的是博古。他看得出当前形势非常不妙，也知道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给过去这一系列失败负责。所以发言的时候，态度还是带着检讨的，说自己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确实有错误，只是话说到这儿，他又开始强调“客观原因”：敌人太强、我们太弱、条件不好等等。换句话说，他一边认错，一边也在帮自己找理由。

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副报告。他一贯比较谦虚，说话时先把自己的责任揽过来，作了明显的自我批评，态度上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风格。而且他这一段自我批评，在很多与会者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能看出来，周恩来是真把这件事当大事，真在为红军的损失揪心。

然后轮到毛泽东发言。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一向喜欢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再出手给一个“总结式”的看法。这一次也一样。他一直坐着听，把别人讲的内容心里过了一遍，才站起来，说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是全场最长的一段之一。

他讲得很直白：眼下最要紧的，先得把军事路线的问题搞清楚。他一条一条批判那种左倾路线的表现——防御时太保守，敌人一来就缩成一团不敢动；进攻时又太冒险，先不摸清敌我情况，光凭一腔“革命热情”往上冲；转移时呢，一遇到问题，就变成逃跑主义，根本不考虑部队究竟能不能承受；而这些全都源于指挥者喜欢在地图上画一画、写一写，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要翻山涉水，这些很具体的东西，在纸上谈兵的人眼里似乎完全不存在。光在地图上拉一条线，限定多少时间到哪儿、在哪儿打，结果当然是乱成一团。

他又把头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翻出来，当作对照。他说过去第一、二、三、四次之所以能打赢，是因为战法灵活，主动选择战场，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点。第五次之所以败得这么惨，不是因为什么“敌强我弱”的天命，而是因为我们放弃自己的成功经验，照搬外来的教条，把自己的长处削掉了。这样一对比，谁都明白“责任不在天，在人”。

这一番话，其实是替在场绝大多数与会者把心里那些不敢说、不好说或者说不完整的东西说出来了。所以很多人是打心底里认同的。会场气氛，随着他的这段长篇发言，开始从“该不该改”往“怎么改”倾斜。@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