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周六在出席党内活动时将中国形容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安全焦虑’来源，同时也主张尽管存在持续的战略紧张局势，澳方仍必须继续与北京保持接触。
马尔斯的表态精准勾勒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典型困境：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安全焦虑”，却又坚持“必须继续接触”，这本质上是一种既想遏制风险、又无法割舍利益的矛盾心理投射。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澳大利亚在AUKUS核潜艇协议和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戒备，其安全焦虑确有地缘政治层面的现实来源，但将此焦虑完全归因于中国崛起，则选择性忽视了自身作为主动参与者介入大国博弈的事实。然而，澳大利亚经济高度依赖对华出口——铁矿石、煤炭、农产品等支柱产业离不开中国市场，这使得“脱钩”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马尔斯口中的“接触”，翻译过来就是：在安全上继续配合美国围堵，在经济上继续享用中国红利，试图以两面下注对冲风险，但这种安全上对抗经济上合作的切割式策略正日益失去操作性。并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关系与政治互信挂钩。澳大利亚的焦虑并非来自中国本身，而来自自身在中美夹缝中定位模糊的深刻不安：既不愿沦为美国的附庸，又不敢真正走向战略自主，这种摇摆最终只会让“焦虑”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