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代文豪胡适竟被人用一句话给“活活气死”!当时胡适正在一场酒会中致辞,在他之后发言的李济说了一段话,胡适就心脏病突发倒地身亡。
这事得从头说起。196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纪念馆里灯火通明。七十二岁的胡适穿着一件藏青色长袍,站在酒会现场,刚刚主持完第五次院士会议。酒会开始前他其实已经扛着不小的压力了,那阵子徐复观等人在刊物上接连发文,对胡适的思想主张一顿猛批,什么“数典忘祖”之类的话都甩出来了。胡适这人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和尊严,被这么一骂,心里能好受吗?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心脏本来就不好的底子更加雪上加霜。
可那天老朋友来得齐,胡适一高兴就把医生的嘱咐抛到脑后了,酒没少喝。物理学家吴大猷先上台讲了一阵,轮到胡适自己致辞的时候,他越说越激动,一反平时温文尔雅的作派,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脸都涨得通红,额头上汗珠子直冒。台下的院士们一边点头赞同,一边暗暗替他捏把汗,这身体,真撑得住吗?
接下来上台的是考古学家李济。李济跟胡适相交几十年,两人共事了大半辈子。这人出了名的直来直去,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他往台上一站,看着胡适那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张嘴就来了一句:中央研究院有个极坏的习惯,就是大家都太爱听院长演讲了,院长本人也太爱讲,这不光浪费大家时间,对院长身体也没好处。要不以后限制限制胡适说话的时间吧?
这话搁平时听,兴许就是老友之间一句带刺的调侃。可那天不一样。李济紧接着又提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件事,1961年11月,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做了个不到二十五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叫《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稿后来登在《文星》杂志上,可捅了马蜂窝了。胡适在里头说东方老文明里没多少精神价值,拿女人缠足这种事儿举例子,说一个文明能容忍这种惨无人道的习俗上千年而没几个人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言。这话一出,徐复观、叶青等人轮番上阵围剿,骂得那叫一个难听。胡适挨了这顿骂之后直接病倒住了院。这回出席酒会,人才刚从医院出来没几天。
李济在台上旧事重提,本意可能是想替老朋友说句话、撑撑腰。可他选的这个场合、这个时机、这个说话的方式,当面说人家“话太多该管管”,在胡适听来,那味道就全变了。胡适一辈子最得意什么?学问和口才。你当着这么多院士的面说他话多、该闭嘴,这不等于当众扇他耳光吗?
胡适脸上的笑瞬间就僵了,通红的脸唰地白了下去。酒会大厅一下子安静得吓人。秘书王志维在旁边使眼色暗示他别动气,胡适摆摆手不让管。他撑着站起来,强挤出一丝笑容,嘴上说着:“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话说到这儿,他举起酒杯准备宣布酒会结束。可酒杯刚举起来,他整个人猛地晃了一下,眼神一下子散了,直挺挺往后仰面倒了下去,后脑勺磕在桌沿上,酒杯摔在地上碎了一地,红酒溅得到处都是。在场的人全慌了,七手八脚地围上去,急救药片塞进嘴里、白兰地灌下去、氧气接上、人工呼吸也做了,可什么都没用。下午六点三十五分,胡适的心脏彻底停了。
说句实在话,把胡适的死完全归结为“被李济一句话气死”,这说法听着痛快,可仔细想想真没那么简单。胡适那几年身体状况已经糟透了,1961年一年里头就犯了三次心脏病,还在医院里住过四十多天。一个心脏病人,喝了酒、情绪大起大落,本来就随时可能出事儿。李济那番话充其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说他是“凶手”实在冤枉他了。后来胡适的家人也没追究李济的责任,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老爷子的病根儿早就埋下了。
再说胡适那句“挨了四十年骂从来不生气”,这话他自己信吗?反正我不太信。人活七十多,谁还没点脾气?1959年他看见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张嘴就说“没有一句通的”。要真能做到心如止水、毫不动气,至于给出这种明显带着情绪的评价吗?话说到头来,宽容大度这事儿,说别人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胡适是大人物不假,可他首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就会在被人当众揭短的时候心里不是滋味。这没什么丢人的。
李济在追悼会上送了三句小诗:“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也不知道他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心里头是个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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