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可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识字不多的特务把"斋"字念成了"齐"，手里就攥着一张画得模模糊糊的画像，除了这个名字再没别的凭据。

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抱着作业本、神情平静的教导主任，跟他们要抓的"侯振斋"，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杨文海是山西人，老家的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他一路辗转。

1938年春天奉命来到宁夏银川，进了省立实验小学当教导主任，对外一直用"侯振斋"这个化名，学校里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只有校长高立天和几个思想进步的老师。

那两年日军步步紧逼国土，杨文海借着教书的便利，在高年级学生里悄悄组建起一个"少战团"。

白天上课，晚上就带着孩子们上街演讲、演抗日话剧、刻蜡纸油印传单，油墨味常常一直熏到深夜，他们还在银川中山亭一带公开组织过抗日募捐。

动静闹得不小，很快就被马鸿逵手下专门盯梢进步师生的"防谍委员会"特务记在了心上，只是特务手里只有一张模糊画像，谁都没真正见过他本人的长相，只能天天蹲在校门口等着碰运气。

这天下午，秋风卷着黄土打着旋儿，杨文海刚带着团员们从郊外训练完整整一个月赶回学校，抱着一摞作业本还没进门，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已经堵在了校门口，正正撞了个照面。

杨文海心里猛地一沉，脸上却没露半分慌乱，顺着特务的问话点了点头，抬手往教学楼后方一指，说侯振斋这会儿正在那边办事。

几个特务信以为真，掉头就往楼里冲去找人，校门口一下空了出来，杨文海转身就往校长室跑，脚步不敢乱，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高立天听完，没多问一句，先让杨文海脱下沾泥的长衫，换上校工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衫，自己转身就迎了出去，拦在教学楼走廊里，冲着来回乱转的特务沉声喝道："搜查证呢？没有搜查证，凭什么在我学校里乱翻，吵得学生都念不下书！"

几句话把人硬生生缠在了原地。当时省立小学的校长在银川算得上体面人物，特务纵是横行惯了，也不敢真跟他撕破脸，只能悻悻地在走廊里跟他磨嘴皮子。

就在这几分钟的工夫，杨文海从后院堆煤炭的小门溜了出去，临走前，高立天又塞给他几块银元当路费。

杨文海不敢耽搁，把随身带着的党内文件、少战团花名册和抗日宣传稿全部交到13岁的学生骨干李有祯手里，叮嘱他务必藏好，当晚就借着夜色连夜离开了银川城。

李有祯没敢把东西带回家，抱着布包一路跑到学校附近一座早已废弃的城隍庙里，把神像残破的底座掏空，塞进文件，再拿碎砖烂泥重新封好，指甲缝里全是泥。

没过几天，全城戒严大搜捕，街口巷尾都是盘查的岗哨。

他跟着地下党暗中安排的向导，和郭世珍等几名团员一起化装成逃难的孩子，专挑没人的野地走，避开大路和关卡，硬是徒步穿越了毛乌素沙漠边缘。

风沙打在脸上生疼，渴了就着咸水囫囵咽下去，一路乞讨走了数百里，才在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找到了八路军。

特务那头翻遍了教学楼也没找到那个叫侯振斋的人，等再冲出校门时，人早就没了踪影，气急败坏也无处撒气。

这次抓捕落空之后，马鸿逵的特务在全城加大了盘查，进步师生个个自危，少战团没法再公开活动，只能暂时解散，不少参与过抗日宣传的学生，后来都分批被送去了延安继续读书。

多年以后重新翻检这段往事，会发现杨文海能脱身，特务手里那张模糊的画像帮了大忙，高立天豁出面子拖住的那几分钟更是关键。

那批藏在城隍庙泥塑底座里的文件，历经多年风雨，一直到银川解放之后，才被完整取出，移交给了党史部门。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宁夏历史·第一卷》、《银川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