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0多名八路军在寺庙里休整，一个战士半夜小便，突然睁大眼睛，高喊：“鬼子来了！”教导员却说：“我建议投降！”
 
 
1942年7月21号后半夜，山东博山县盆泉村南庙里，七十来个八路军战士横七竖八地躺在干草堆上。
 
 
他们刚绕着鬼子的据点外围打了一场游击战，又摸黑翻了三十多里山路，实在累得够呛，有的人枪往墙根一靠，连背包都没解就睡着了。
 
 
后半夜月亮从云里钻出来，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被尿憋醒了，眯着眼走到后墙根解手。夜风一吹他打了个哆嗦，忽然发现不对劲。
 
 
不远处的坟地里，一片钢盔在月光底下泛光。那些黑影弓着腰贴着坟头往这边挪，脚步声踩得枯叶发出细碎的响动。
 
 
小战士裤子都来不及系，提着裤腰就往庙里跑，嗓子都变了调：“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庙里七十多人像被火燎了屁股一样瞬间弹起来，有人去抓枪，有人撞翻了香案上的破碗。教导员孙黎从门槛上惊醒，扑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黑压压的人影少说也有一两百号。
 
 
战士们的呼吸全粗了，有人哗啦拉动枪栓，可手一摸枪膛全凉了，睡前孙黎说“防走火”，把所有人的子弹都收走了，枪膛里一颗子弹都没有。
 
 
孙黎转过身，摘了那副断腿又用线绑起来的眼镜擦了擦，沉默半晌开了口：“我建议投降。”
 
 
姓周的老班长正半跪在地上给机枪压子弹，忘了子弹早收走了，空弹壳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孙黎脚边。
 
 
副队长猛地站起来，驳壳枪拍在供桌上：“放你娘的屁！老子打鬼子就没听说过投降这俩字！”孙黎拔高了嗓门：“那你说怎么办？七十多条人命全赔上？”
 
 
就在大伙争得不可开交时，孙黎朝心腹王化月使了个眼色。王化月转身拉开庙门，日伪军端着刺刀一拥而入。
 
 
孙黎那年28岁，全县唯一一个抗大毕业生，当过博山县委委员、县大队教导员。
 
 
可他从延安回来就觉得大材小用，心里一直憋着股怨气。
 
 
到了1941年鬼子大搞扫荡，他抗战热情慢慢消退，偷偷抽上了大烟，跟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
 
 
他堂叔孙志书是伪博山县武装特务队的特务，抓住机会开始策动他叛变。姑父在朱家庄当伪村长，给他们来回传递书信。孙黎跟特务勾连了一个多月，把叛变的事敲定了。
 
 
为了把队伍拱手送人，他精心策划了好久。先找借口把副营长、特派员、指导员全都支到别处驻防，骨干走了，他又以“打埋伏”的名义把半个连带到盆泉南庙，故意不设岗哨。
 
 
当晚他借口找补给偷偷溜出去跟日军碰头，回来又让王化月挨个收走了子弹，全庙七十多号人睡得死死的，连个放哨的都没留。
 
 
第二天，他大摇大摆进了济南日军司令部，一口气供出几十名地下交通员，博山的情报网一夜全垮了。
 
日军让他当“鲁仁公馆博山分室主任”兼特务营营长，带去的79个人、60支枪全归了敌人。这桩叛变是抗日战争时期鲁中的大案，直接导致博山县南部山区彻底沦陷。
 
 
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鲁宝琪拍案而起，派人锄奸。可孙黎知道自己作恶太多，院里埋了地雷，院外拉了铁丝网，养了十几条狼狗，王化月日夜守着门。
 
 
1943年中秋前后，王化月武功高强，夜里能听到百十米远的动静，跟踪鲁宝琪回了泰安老家，几百名日伪军包围了鲁宝琪的住处。
 
 
鲁宝琪双枪死战到最后一颗子弹，重伤被俘。日军劝降，他只冷笑：“你们杀了我，杀不完千千万万中国人。”不久被秘密处决，年仅30岁。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下了死命令，锄奸任务落到特工科科长王芳手里。王芳蹲点跟踪画地图，把孙黎作息摸了个透。
 
 
1944年清明节前，王化月回老家扫墓，孙黎又被自己养的狼狗咬伤发高烧，只能让情妇出门请医生。锄奸队员半路截住情妇，化装成老中医进了院子。
 
 
孙黎听见脚步声不对，伸手去枕边摸枪——“老中医”从长衫底下亮出手枪连开三枪，这个叛徒当场毙命，前后不到5分钟，那年他30岁。
 
 
孙黎上过抗大，组织培养不容易。可他嫌官小、生怨气，抽大烟搞女人一步步走到汉奸堂叔那边去。
 
 
他算得精，调走骨干、收走子弹、里应外合，可最后偏偏死在自家狗咬的那一口上——要不是那条狗，王化月不离左右，锄奸队还真不好下手。
 
 
1944年5月，博山县公安局正式结案。一个全县唯一的抗大毕业生，落了个三枪爆头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