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以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1926年10月，河南邓县郊外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在几个骑马人的护卫下缓缓驶来。
 
 
车停稳后，吴佩孚探出身，扶着车框慢慢下来，脚上的布鞋沾满泥点，裤腿湿着，下巴上的胡子有些天没刮干净。
 
 
几个月前他还是坐拥十四省联军、风光无限的“玉帅”，如今身边只剩不到四千人的卫队。
 
 
可官道边上站着的人让他愣住了——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列队迎接。
 
 
于学忠往前走了两步，脚跟一碰，抬手敬礼：“大帅。”
 
 
一个败军之将逃到昔日部下地盘，对方究竟会落井下石，还是网开一面？如果于学忠选择翻脸不认人，吴佩孚能不能活着走出邓县？
 
 
吴佩孚和于学忠都是山东蓬莱人。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早年是毅军帮统，还收留过张作霖。于学忠18岁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
 
 
1921年川军攻打宜昌，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结果被川军打得溃不成军。
 
 
吴佩孚亲自到宜昌前线视察，发现只有一个营还在跟川军对峙——就是于学忠的营。
 
 
吴佩孚当场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此后于学忠一路从团长升到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对吴佩孚的知遇之恩一直记在心里。
 
 
但1926年的秋天，吴佩孚彻底垮了。
 
 
7月北伐军打进湖南，8月拿下汀泗桥、贺胜桥，9月打到武昌城下。
 
 
10月10日武昌陷落，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土崩瓦解，手下将领跑的跑、降的降。
 
 
他一路往北逃，最终把落脚点选在邓县——那里有于学忠。
 
 
可他自己也拿不准，于学忠守着一块地盘，手下好几个师要吃饭，还敢不敢接他这个烫手山芋。
 
 
消息传到邓县，于学忠的司令部里吵成一团。于学忠听完所有话，把铅笔往桌上一搁，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众人说：“去备马，多叫几个人，跟我出城。”
 
 
师长们还想再劝，于学忠转身拿外套边穿边说：“把你们军装也换上，去接人。”
 
 
于学忠带着六个师长出城十余里迎接。
 
 
吴佩孚握住于学忠的手，嗓子有点哑：“孝侯，我还以为你要在城门上挂牌子，写个‘吴某人勿入’。”
 
 
于学忠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大帅说笑了，屋里备好了茶水。”吴佩孚盯着他看了几秒，点点头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这几个师长，脸色可比你差远了。”
 
 
可迎接归迎接，日子还得往下过。
 
 
那些师长心里还是不踏实。又一次开会，阎得胜又提起这茬，说吴大帅目标太大，各方都盯着。
 
 
于学忠这回拍了桌子：“玉帅正处危难之中，就算是朋友也该出手相助，何况他是直军统帅。各位如果坚持这个想法，我就自杀向玉帅谢罪。”这话一出，底下没人再吭声。
 
 
可局面没有好转。北伐军从南边压过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潼关东出。于学忠部驻防新野的师长阎得胜、毛永恩等人按兵不动。
 
 
更糟的是，吴佩孚自己的卫队里也出了乱子，几天时间六千人跑了一小半。吴佩孚明白大势已去，决定去四川投奔杨森。
 
 
于学忠劝他说四川大小军阀太多，去了不好发展。吴佩孚说杨森邀请过他，他对杨森有恩。
 
 
临走前他把河南部队都交给于学忠：“是战是和自行决断，不必再请示我。”于学忠说那我也不干了，回蓬莱老家。
 
 
吴佩孚说：“我当混成旅长时已过四十，你如今才三十多，正是年富力强。若实在难以挽回，就带部队去投张作霖。切记，若投靠其他人，我就不认你了。”
 
 
吴佩孚走后，蒋介石和唐生智分别派代表来劝于学忠加入北伐军，他全部拒绝。
 
 
后来西北军打到邓县附近，师长们都不想打了。于学忠召集将领说：“玉帅和冯玉祥之间的事大家都清楚，我不会投降。但为了弟兄们生存，也不能硬打。我决定解甲归田，大家何去何从自行决断。”
 
 
临走时军部存着几万大洋，于学忠只取了三百块做路费，其余全部分给官兵。
 
 
于学忠回蓬莱不久，张作霖派人来请他，于学忠从此投了奉系。
 
 
后来吴佩孚从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常去看望接济。
 
 
那个年代，军阀间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刀兵相见的事太多了。一个人落难时还能被这样对待，靠的从来不是利益算计。
 
 
于学忠出城迎接的那一步，迈出去的是情分，也是他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