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敢死队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并抓住了巡抚增韫，革命党准备将他处死，然而就在增韫万念俱灰，准备赴死之际，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
 
 
1911年11月4日深夜，杭州城里枪声和爆炸声搅得天翻地覆。
 
 
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加上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还有各地会党，趁着夜色从笕桥、南星桥直扑省城。
 
 
警察营和工兵营里早就有革命党的人，从里面打开城门接应。
 
 
起义部队分三路占领各处要地，其中一路直奔浙江巡抚衙门。
 
 
这支队伍里有嵊县老乡组成的敢死队，带队的叫张伯岐。
 
 
他们往抚署里倒煤油、扔炸弹，火光冲天，卫兵四散而逃。
 
 
光复会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也冲在前面投弹。
 
 
混乱中，巡抚增韫从睡梦里惊醒，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活捉了。
 
 
增韫是满洲镶黄旗的蒙古人，1908年当上浙江巡抚，到这时已主政三年多。
 
 
武昌起义后，浙江谘议局11月3日曾劝他宣布独立，他没答应，主要是怕新军造反，提前把部队调往城外，还把军需物资给了旗营。
 
 
可他没料到，城里照样有人接应，该来的还是来了。
 
 
被俘后，革命党人商量处置他。
 
 
有人主张杀掉，毕竟他是清朝在浙江的最高长官。
 
 
增韫自己也觉得凶多吉少，万念俱灰，准备赴死。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站了出来。
 
 
汤寿潜是山阴人，1857年生，光绪十八年进士。
 
 
他跟一般清朝官员不同，早年写过《危言》四卷主张变法，后来成为浙江保路运动领袖，在士绅中威望很高。
 
 
他跟增韫有些交情：一来增韫在任上对汤寿潜这些立宪派还算客气，二来增韫本人也对立宪事业热心，双方关系不差。
 
 
汤寿潜对革命党人说：“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他在任上支持过进步言论，做官清廉，没有什么大恶。”这话让人不得不掂量。
 
 
增韫在浙江这几年，确实没跟革命党人结下死仇，手上没沾过革命党人的血。
 
 
尤其是处理秋瑾的事，1908年朝廷要铲平秋瑾墓，增韫让秋瑾哥哥以家属名义打报告自行迁葬，日期故意写得比朝廷命令早，悄悄转移了遗骨。
 
 
这件事在浙江士绅和革命党人那里，多少给他留了点余地。
 
 
汤寿潜的话起了作用。
 
 
革命党人一想，杀了增韫没好处，反倒可能添麻烦。
 
 
何况杭州城里还有旗营没投降，杭州将军德济带着兵据守营盘。
 
 
旗营放出话，只有汤寿潜出来当都督他们才肯降，因为都知道“汤先生仁人也，必全吾族”。
 
 
这种形势下，留增韫一命更明智。
 
 
11月5日天亮，杭州各处挂起白旗，汤寿潜被推为浙江都督。
 
 
11月7日，浙江临时参议会开会，汤寿潜和吕公望提议处置增韫及其家人。
 
 
最后参议会决定：给增韫5000块路费，派人押送上海，监视他上船回北方。
 
 
这个决定是全体参议投票通过的。
 
 
革命党重要人物陶成章也赞成，他说：“既然不杀增韫，不如资送增韫出境，以绝后患。”
 
 
参议部决议写着：“革命党人以不杀人为宗旨，给资派陶成章护送至上海，恢复其自由。”
 
 
不过事情出了个小插曲。有人告发增韫在浙江银行有28万块存款，提议查扣。
 
 
11月10日，陶成章带人去上海浙江银行查问，对方说得去杭州总行查。
 
 
可放人时限已到，陶成章只好先送增韫上船。
 
 
增韫站在船边为难地说自己连路费都没有。
 
 
陶成章身上一分钱没有，只好跟旁人借了100块塞给他当盘缠。
 
 
后来有人拿这事做文章，在报纸上说陶成章收了增韫20万块才放人。
 
 
陶成章不得不登报澄清，说自己搞革命十几年，怎么可能为这点钱干这种事。
 
 
增韫就这样离开了浙江，后来再没当过实职。
 
 
袁世凯称帝前网罗清朝遗老当参政，增韫也在其中。
 
 
袁世凯倒台后他回东北，在哈尔滨当过佛教会会长，组织过慈善会，最后终老于此。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投靠了日本人，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那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