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主要信源：（文史天地——老红军孔宪权的传奇人生）

1950年初春，贵州遵义枫香镇的集市上，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泥瓦匠蹲在墙角，盯着一张报纸看了老半天。

他认字不多，但报纸中缝那两个名字，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杨勇，苏振华。

那是15年前他在红三军团时的老领导。

这个泥瓦匠放下报纸，沉默了很久，他让人帮忙找纸和笔，说要写一封信，收信人是贵州省军区。

他要告诉组织一件事，15年前就已经被列入牺牲名单的那个红军干部，其实还活着。

这个泥瓦匠叫孔宪权，在1930年时正式成为红军战士。

他在部队进步很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不到两年就从普通士兵做到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1932年，经黄克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龙冈战斗中，孔宪权当连长，带着全连往前冲。

战场上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撤”字，他不认识这个字，凭判断认为是让他坚守阵地。

这场仗打到最后一算，全连就剩下他和两个战士还活着，但战役打赢了，红军活捉了国民党师长张辉瓒。

1935年2月，长征中的孔宪权跟着队伍走进贵州，来到娄山关脚下，这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

他的任务是带着突击队去打娄山关南边的黑神庙，敌人的指挥阵地。

他带人赶到附近，迎面碰上赶来增援的敌军。

敌人机枪扫过来，六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胯骨，打出十二个枪眼，他倒在血泊里。

战友们把他抬到遵义城里的天主教堂做手术。

同一间屋子里还躺着胡耀邦和罗明，两人被孔宪权在手术中喊出的冲锋口号吵得一整夜没睡着。

问题来了，红军规定只有团级以上军官才能由担架抬着继续长征。

孔宪权是营级干部，不够资格，中央军委干部团决定把他留在贵州。

组织留下了三百多块银元托付给当地人家照顾，一般留守伤员只给十到十五块，三百多块足以看出组织的重视。

队伍离开后，孔宪权的伤养好了，但左腿比右腿短了近十厘米，走路一瘸一拐，再也回不到战场。

在组织的花名册上，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两个字，牺牲。

但他没有死，他在遵义县枫香镇一带活了下来，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寨卖针线布头。

后来学会砌墙抹灰当泥瓦匠，乡里人都叫他“跛子瓦匠”。

他认识字，能帮人写状纸、调解纠纷，时间长了，乡亲们都知道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尊称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这一待，就是15年，抗日战争打完了，解放战争也打完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山沟里的孔宪权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直到1950年，他在报纸上看到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

他写信寄出去后开始等，他不知道组织还认不认他这个在花名册上“死了”15年的人。

杨勇和苏振华收到信时，第一个反应是震惊，苏振华在回信里写道，没想到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没多久，遵义地委派了一辆吉普车开进枫香镇，接走了这个泥瓦匠。

组织任命他为遵义县枫香区区长。

1951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孔宪权被抽去当秘书。

筹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麻烦——连遵义会议到底是在哪个房子里开的，谁也说不准。

孔宪权往北京跑，一个一个拜访当年参加会议的老同志。

1954年，他联系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终于确认，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开的。

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局任命孔宪权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带着一队人走遍贵州四十四个县市，还跑进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的五个县。

十个半月，征集到一千三百多件文物，收集了三百多万字文字资料。

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在北京拜访胡耀邦。

胡耀邦提起孔宪权笑着说：“孔宪权那家伙，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他在手术台上喊着杀！杀！杀！吵得我们一夜无法入睡。”

这个细节被写进《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孔宪权的名字从贵州山沟传到大洋彼岸。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在遵义去世，享年78岁，胡耀邦亲自发来唁电，全国七大军区共同致哀。

一个在1935年被六颗子弹打倒、被写进牺牲名单的人，在1950年写了一封信告诉组织“我没死”。

然后用此后38年时间，把一座纪念馆建了起来，把自己活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真正的英雄，不一定是在战场上死去的人，而是那些活下来之后，依然选择站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