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旅长不当了，跑去给石友三当团长。后来石友三当汉奸，他又跑。再后来跟着孙良诚，孙良诚也当汉奸，他又跑。
 
 
这个人是段海洲，河北安平人，家里殷实，读过书，还在军阀石友三的军官学校里混过文凭。
 
 
七七事变后，家乡一夜沦陷。
 
 
他凭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胆气，拉起了一支队伍。
 
 
刚开始装备简陋，老套筒配土枪，但靠着熟悉地形和一股不怕死的劲头，愣是在当地打出了名声。
 
 
那时候他心里憋着火，想把队伍做大。
 
 
正巧八路军129师派人来跟他谈联合抗日的事。
 
 
段海洲观察了几天，发现这支部队跟老百姓说话和气，纪律严得要命，跟自己手下那些兵油子完全是两个样。
 
 
他心动了。1938年初，他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纵队，他当上了旅长。
 
 
可日子一长，段海洲身上那点旧毛病开始往外冒。
 
 
军队生活清苦，没烟抽没酒喝，以前当少爷那点享乐做派全没了。
 
 
有老兵后来回忆，段海洲私下嘟囔过，说这日子过得跟和尚差不多。
 
 
他觉得八路军规矩太多，走一步都有人管，跟他当年在石友三军校里学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
 
 
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的时候，一个人找上门来。
 
 
石友三派来的说客，拍着胸脯许诺：只要过去，马上给个团长干，好枪好地盘随他挑。
 
 
这话像一勺油浇在段海洲心头的火苗上。
 
 
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一边是光明大道但清贫如洗，一边是升官发财但前途难料。
 
 
最后他选了后者，带着一千多老部下趁夜脱离八路军，投了石友三。
 
 
那边说话算话，给了他一个旅长。
 
 
可他万万没料到，石友三是个十足的“变色龙”。
 
 
表面抗日喊得震天响，背地里跟日本人勾勾搭搭。
 
 
1940年，石友三公开要投降当汉奸的消息传来那天，段海洲正在擦枪，手一抖差点把枪摔在地上。
 
 
他想起当初在八路军的誓言，虽然离开了，但“汉奸”这两个字有多重他心里清楚。
 
 
当晚他就叫来几个最信得过的心腹，关起门来小声说：“老长官要当汉奸，这帽子咱戴不起。咱得走。”
 
 
他第二次跑了，只带走几百个最贴身的兄弟，连夜脱离石友三，一路向南。
 
 
离开石友三后，段海洲带着几百人在豫东一带打转，像丢了魂一样。有过“前科”，谁也不敢轻易收留。
 
 
走投无路时，他又想到了孙良诚。
 
 
孙良诚也是西北军出身，跟石友三算一脉，当时正被日军逼得紧。
 
 
段海洲找上门去，姿态放得极低，说自己“误入歧途”，只想跟着打鬼子。
 
 
孙良诚念旧情收留了他，给个师长当。
 
 
段海洲安顿下来，心里却在打鼓。他发现孙良诚跟石友三如出一辙，嘴上抗日，私下跟日本人眉来眼去。
 
 
熬到1942年，孙良诚终于撕了面具，公开通电投日当伪军。
 
 
段海洲听到消息时正在吃午饭，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他愣了好半天，旁边勤务兵吓得不敢出声。
 
 
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骂了句：“怎么又走到这一步了！”转身就对勤务兵说：“收拾东西，轻装，今晚就走。”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跑路了。
 
 
他带着几个贴身护卫趁夜色悄悄离开。
 
 
有部下不解，问他去哪。他头也不回闷声说：“找条活路，不当亡国奴的路。”
 
 
这三次离开，让段海洲背上了“三姓家奴”的骂名。只不过，他三次出逃都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因为东家要当汉奸。
 
 
他曾对贴身警卫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段某人毛病多，贪财享受，当不了苦行僧。但要我跪着伺候日本人，我骨头还没那么软。”
 
 
后来段海洲辗转投了孙连仲，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部队当师长，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
 
 
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没有再跑。
 
 
晚年他在四川安家，当过政协委员，写回忆录，平淡过完余生。
 
 
他这一辈子，像是在乱世里不断换船的水手，总想找个安稳的船舱，可每次船要沉时，他倒是第一个跳海的人。
 
 
在那个遍地选择的年代，他用一种最笨的方式，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后那点光亮，哪怕那点光亮只照亮了他自己那条窄路。